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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实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费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戚所从事的非营利活动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参见第八章）。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以为，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亦即一年500英镑，而韦布夫妻伟大的费边式联姻，是以她在结婚时获赠的一年1 000英镑为基础。许多良好的奋斗目标都从不支薪的协助和财务赞助中获益，这些目标从借由对穷人进行社会服务以达成和平和节制饮酒——这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清理贫民窟的时代——到支持非商业性艺术。20世纪早期的艺术史，充满了这样的赞助。一位叔父和一连串贵妇的慷慨，成全了里尔克（Rilke）的诗歌，卢卡奇（Lukacs）的哲学和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歌，以及卡尔·克劳斯的社会评论，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业所资助；家族企业也使托马斯·曼在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获利之前可以专心写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话：“红利进门，高尚的思想升起。”它们在别墅和公寓内外升起，这些地方的陈设，是采用“艺术及工艺”运动（art-and-crafts movement）的风格，这项运动仿自中古工匠对那些付得起工资者所采用的办法。它们也在“有教养的”人家升起，对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对的，即使此前认为是不可敬的职业，也可以如德国人所云：请进家来。后清教徒时代中产阶级的另一奇怪发展，是到19世纪末它已随时愿意让它的子女走上职业性舞台——这时舞台已获得公众的认可。比彻姆药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继承人托马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选择把时间花在指挥戴留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贸易业人家的子弟，英国著名作曲家］和莫扎特（Mozart，无此优异条件）的乐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