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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米歇尔斯认为他可以从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得出这项铁律。米歇尔斯也注意到新群众运动崇拜领袖人物的倾向，不过他过于重视这一点了。[9] 因为，在本书所述时期，那种自然会以某些全国性群众运动领袖为中心的崇拜，例如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元老）或倍倍尔（Bebel，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画像的崇拜，其实信念的成分远大于个人的成分。再者，当时很多群众运动并没有富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当帕内尔在1891年因私生活混乱和天主教与非国教徒的道德冲突而失势时，爱尔兰人便毫不迟疑地抛弃了他。可是，没有任何领袖能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他的私人效忠，而帕内尔神话在他死后很久还在流传。

简而言之，对其支持者而言，政党或运动是代表他们也为了他们而采取行动。因此，组织便很容易取代其成员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可轻易地支配组织。于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是因为它们能结合组织和群众支持，因此便拥有庞大且几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们是潜在的政府。事实上，20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都是以制度化为政权系统的政党运动取代旧体制、旧政府和旧有的统治阶级。这种潜力之所以非常可观，是因为较古老的意识形态组织显然缺乏这种力量。比方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宗教似乎已失去自行转化为神权政治的能力，而它当然也不想这么做。［这种转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1848年后在犹他州建立的摩门教共和国（Mormon Commonwealth）。］胜利的教会所建立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是由世俗机构所经营的教士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