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第6/8页）

然而，这些新教派的社会特征，使得它们的神学理论不容易脱离尘世。在富人权贵与传统平民的中间地带，它们传播得最快，诸如那些行将升格为中产阶级，或行将沦落成无产阶级的平民，以及介于他们之间各式各样地位卑下但人身独立的群众。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多半倾向于雅各宾式或杰斐逊式的激进主义，至少也是一种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因此，英国的“非国教主义”（Nonconformism）以及美国流行的新教教会，便趋向于采取左翼政治立场，尽管英国的卫斯理派信徒，要到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与内部危机于1848年结束之后，才正式放弃其创始人的保皇派立场。

只有在那些极其贫穷或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们身上，我们才可看到早期那种对于现存世界的排斥。但是，经常有一种原始的革命性排斥，以千禧年的预言形式出现，而后拿破仑时期的苦难，则似乎（与“启示录”相符）预示着末世即将来临。英国的欧文派（Irvingites）宣布末日将于1835—1838年来到；米勒（William Miller）这位美国“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 Adventists）创始人，则预言末日将于1843—1844年降临，到那个时候，据说会有5万人跟从他，3 000名布道者支持他。在那些稳定的小个体农业和小商业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地区，例如纽约州北部，这种千禧年学说尤为骚动。其最戏剧性的产物便是末世圣徒派（Latter-Day Saints，属摩门教派），该派是由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所创。史密斯在19世纪20年代，于纽约柏米纳（Palmyra）附近获得启示，之后便领导他的大批信徒出发寻找遥远的天国，最后把他们带入了犹他沙漠。

通常也是在这类团体当中，群众布道大会的集体狂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论是由于集会纾解了他们艰难、单调的生活（“当不能提供其他娱乐之时，布道大会有时会取代娱乐的地位”，一位女士这样评论埃塞克斯纺织工厂的女孩子们）[9] ，还是因为宗教上的集体性在完全不同的个体之间，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共同体。现代形式的宗教复兴运动，是美国边疆的产物。“大苏醒”于1800年左右在阿帕拉契亚山区展开，其特色是盛大的“营地集会”和难以想象的狂欢热情。在肯塔基康恩岭（Kane Ridge）的某次营地集会中（1801年），在40名牧师率领之下，共集合了一万到两万名群众。男女信徒尽情“扭动着”，跳舞跳到精疲力竭，成千上万人处于痴迷状态，“用舌头说话”或像狗一样吠叫。地处偏远的疏离感，以及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促进了这类宗教复兴运动，而游方牧师又将之带往欧洲，因此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派在1808年后脱离美以美教派（所谓的原始卫斯理教派），在英国北部的矿工、小农，北海的渔民、雇工和中部的家庭代工当中，该派特别盛行。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宗教狂热周期性地涌现——以南威尔士为例，这种狂热便曾于1807—1809年、1828—1830年、1839—1842年、1849年和1859年不断爆发[10] ——而各种教派在数量上也都增长很快。这种现象无法归咎于任何单一的猝发因素。有些是尖锐的紧张骚动期的重合（在本书所论时期，卫斯理派扩张速度特快的几个高峰期皆与此吻合，只有一次例外），但有时也与萧条之后的迅速复苏同步，偶尔，也会被像霍乱瘟疫般的社会性灾难所刺激。这类灾难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造成过类似的宗教现象。

3

从纯宗教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将本书所论时期视为一个整体。在这段时期，日益增强的世俗化和（欧洲的）宗教冷漠，以最不妥协、最不理性，也最诉诸情感的方式，力抗宗教复兴运动。如果潘恩代表两极中的一端，那么米勒这位基督复临主义者则代表另一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公然揭示的无神派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30年代对抗着“牛津运动”的反智青年，后者极力为中世纪早期的圣徒行迹抗辩，他们认为相关的文学记载都是真实无误的。

但是，这种向旧式宗教的复归，具有三个不同方面的作用。对于群众而言，这种复归主要是一种手段，用以应付在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控制之下，日益惨无人道的社会剥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过他并非唯一使用这些词汇的人），那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鸦片”[11] 。更有甚者，它试图在什么也没有提供的环境之中建立社会，甚至还包括教育和政治机构；并教导在政治上尚未开化的人民，以原始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愿望。它的拘泥文字、强调情感和迷信崇拜，既是要反对由理性主导的整体社会，也是要抗议以自己的想象来破坏宗教的上层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