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第5/8页）

与伊斯兰教的情形不同，新教宗派主义的扩张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程度无法测度，因为这类运动有些（例如德意志虔信派或英国福音派）依然存在于既定的国家教会框架之内。不过，其规模是不用怀疑的。1851年时，差不多有半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信徒，参加了不同于英国国教的宗教仪式。各种教派这种异乎寻常的胜利，主要是自1790年来，或更准确地说是自拿破仑战争末期以来，宗教发展的自然结果。1790年时，英国卫斯理派仅有5.9万名领受圣餐的成员，然而1850年，该会及其各种分支的成员人数已差不多是上述数目的10倍。[7] 在美国，一个很相似的群众改宗过程，也增加了浸礼会或卫斯理教徒的数量，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增加了长者派信徒的数量，而这一切，都是以削弱以往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为代价。1850年时，几乎3/4的美国教会都属于这三个教派。[8] 国家教会的瓦解，各种教派的析出和兴起，也是这一时期苏格兰（1843年的“大崩溃”）、尼德兰、挪威和其他国家宗教史的特征。

新教宗派主义受限于地理和社会的理由十分明显。罗马天主教国家不可能为公众教派提供空间与传统。在当地，若想与国家教会或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断绝关系，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群众性的脱离基督教化（尤其在男人当中），而不是教派分离的形式（相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反教权主义，则常是欧洲大陆国家无神论者反教权主义的精确对等物）。因此，宗教复兴主义倾向于在罗马天主教已被接受的框架之内，采用某种感性崇拜的形式，或某种创造奇迹的圣者或朝圣形式。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圣者当中有一两位已广为人知，例如，法国阿尔斯的本堂神父（Curé d’Ars，1789—1859）。东欧的希腊正教更适于产生宗派主义，在俄国这个自17世纪后期已日渐走向崩溃的落后社会，早已产生了大批教派。其中有些是18世纪后期和拿破仑时期的产物，例如自我阉割的苦行派（Skoptsi）、乌克兰的捍卫灵魂派（Doukhobors）和莫洛肯派；有些则始自17世纪，例如“老信徒教派”。但是，整体说来，这类宗派主义诉求的阶级多半是小技工、商人、商业性农夫，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先驱，或已经觉醒的农民革命者，这些阶层的人数仍不够多，不足以产生一场大规模的宗派运动。

在新教国家，形势则不一样。这些国家受到商业和工业社会的冲击最为强烈（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是如此），而宗派传统却早已形成。新教的排他性和坚持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交流，以及其道德上的严肃性，吸引了或教导了正在兴起的企业家和小业主。而其严厉的地狱谴责说以及朴素的个人得救论，则吸引了那些在恶劣环境下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拓荒者和水手、小自耕农和矿工、受剥削的技工等等。这种教派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民主平等的信仰代表，由于它们没有社会或宗教上的等级制度，因而对普通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由于它憎恶繁文缛节和艰深教义，遂带动了业余的预言和布道。长久以来的千禧年传统，有助于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表现出社会反叛。最后，它与情感强烈的个人“皈依”携手并行，共同为一种激情澎湃的群众宗教“复兴运动”开辟了道路。在其中，男人和女人不仅能够为因社会压迫而积郁的群众情绪找到新发泄口，甚至还能发泄那些在过去形成的不满，从而找到一种可喜的解脱。

“复兴运动”的最大影响力在于促进教派蔓延。新教异端的复兴和扩张的推动力正是来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信仰非理性主义个人得救论的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及其信众，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基于此一理由，这类新教派和新趋势最初都非常厌恶政治，甚至（像卫斯理教派）非常保守，由于他们主张脱离邪恶的外在世界，转而追寻个人得救或压抑自我的群体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拒绝对其世俗安排进行集体改变。他们的“政治”能量一般多用于道德和宗教方面，例如推广海外传教、反对奴隶制度和宣传戒酒等。在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立场激进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严肃且更平静的异端和清教团体。他们是17世纪的残存者，其主张若非停滞不前，便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影响之下，向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然神论——长老派、公理会、唯一神教派、教友派——靠拢。以新的卫斯理公会形式出现的宗派主义，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误以为：英国之所以能在本书所论时期幸免于革命之火，便是由于这类反革命教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