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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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Eook Polytechnique）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1/3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 ）的“六点要求”上。[2] 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唯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社会的甚或民族的差异，都没有明显地把欧洲反对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阵营。如果我们略去大众政治的正规形式已告确立的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英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受到反雅各宾主义歇斯底里式的压制），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来说，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达成革命的方式也几乎一样，因为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缺乏活力、无知且被误导的广大群众中活动，并为了其最终利益而进行抗争。普通群众在解放到来时无疑会起而欢迎，但是不能指望他们积极参加抗争、准备解放。他们全都（至少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认为自己是在与单一的敌人作战，即沙皇领导下的专制王公联盟。因此，他们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单一的欧洲现象，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解放的集合体。他们都倾向于采用同一类型的革命组织，甚或同一个组织——秘密暴动兄弟会。

这类兄弟会每个都有来自或仿自共济会模式的复杂仪式和等级制度。它们在拿破仑时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是最国际性的）是“好表亲”或烧炭党（Carbonari）。它们似乎是通过意大利反拿破仑的法国军官，继承了共济会或类似的结社，1806年后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类似团体一起向北传播，并在1815年后越过地中海。这些组织本身，或其衍生组织和平行组织，连在俄国特别是希腊，都可以找到其踪影。在俄国，这类团体联合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他们在1825年发动了俄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烧炭党时代在1820—1821年达到顶峰，及至1823年，大多数兄弟会实际上都被破坏殆尽。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烧炭党以革命组织的主干角色坚持了下来，也许还借着帮助希腊争取自由（亲希腊运动）的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而且于1830年革命失败后，通过波兰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在意识形态上，烧炭党及其类似组织是个混杂的团体，只是因为对反动派的共同憎恨而联合在一起。激进派，其中最坚定的是左翼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很明显对兄弟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巴贝夫的叛乱老同志布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们之中最能干、最不屈不挠的密谋者，虽然他的信仰对大多数兄弟会和“好表亲”而言是太过偏左。

他们是否曾致力于发动国际性的协同革命，仍是件有争论的事，虽然他们的确坚持不懈地尝试联合所有的秘密兄弟会，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层次上，组成国际型的超级密谋党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间，欧洲确实发生了大量烧炭党类型的起义。他们在法国完全失败，那里的革命政治条件相当缺乏，而密谋者在相关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无法接触到暴动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满的军队。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都是行政机构一部分的法国军队，无论什么样的官方政府命令他们都得执行。他们在一些意大利邦国，特别是在西班牙，获得了彻底但是暂时性的胜利。在西班牙，“纯粹的”起义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军事政变。组成秘密军官兄弟会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团队跟随他们一起起义，而后者则听命行事。（俄国十二月党人密谋者于1825年极力发动禁卫军起义，但是因为害怕走过头而失败。）军官兄弟会——由于军队为非贵族青年提供了职业，故而他们通常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军事政变，自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戏剧，同时也是烧炭党时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怀疑的政治成果之一。从过往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仪式化、等级森严的秘密会社如共济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强烈地求助于军队人员。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于1823年被欧洲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入侵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