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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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1791年间，胜利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经由现在已经变成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的机构，着手进行法国规模庞大的合理化改革，这是该机构的目标。这次革命大部分持久的制度性成就都源于这一时期，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成果，如公制度量衡的施行和对犹太人的最早解放，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经济上，制宪会议的观点是完全自由的：它的农民政策是圈围公地和鼓励农村企业家；工人政策是禁止工会；小手工业政策是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它对普通人很少给予具体的满足，例外的是，从1790年起，通过教会土地（以及逃亡贵族土地）的世俗化和出售，一般人可从中获得三重好处：削弱教权，加强地方和农民企业家的力量，并对许多农民的革命活动给予有限的回报。1791年的宪法借由君主立宪制度，避开了过度民主，这种君主立宪政体，是建立在“积极公民”的财产权基础上。他们相信，消极公民（The passive）将过着与他们称谓相符的生活。

事实上，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一方面，尽管君主现在得到前革命资产阶级强大派别的支持，却还是不愿屈从于新制度。宫廷梦想让王弟进行征讨，以驱逐占统治地位的暴民，并恢复神授的法兰西最正统天主教徒国王的合法地位。《教士组织法》（1790）被误解为企图摧毁教会对罗马专制主义的忠诚，而不是摧毁教会，这把多数教士及其追随者赶到了反对派那边，并有助于迫使国王企图逃离国家，这是一种绝望的并被证明是自杀性的企图。路易十六在瓦伦斯（Varennes）被抓获（1791年6月），从此，共和主义变成了一种群众力量，对抛弃其人民的传统上的国王来说，它已失去享有臣民忠诚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温和派自由企业经济，加重了食品价格的波动，因而也加强了城市贫民，特别是巴黎贫民的战斗精神。面包价格以温度计般的准确性反映了巴黎的政治温度，而巴黎的群众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法国的三色旗就是结合了旧时王室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蓝两色。

战争的爆发使事情达到危急关头，这指的是它导致了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最终导致了拿破仑上台。换句话说，它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转变成欧洲的历史。

两股势力——极右派和温和左派——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国王、越来越多的贵族和教会流亡者，都麇集在德意志西部各城市，很明显，只有外国干涉才有办法恢复旧制度。[3] 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加上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相对平静，要组织这样的干涉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其他各国的贵族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来说，态势已越来越明显，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不仅仅是阶级团结的行动，而且是防止令人震惊的思想从法国传播出来的重要防护措施。结果，夺回法国的势力在国外集结起来。

与此同时，温和自由派本身，最著名的是聚集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吉伦特省代表周围的政治家集团，是一股好战的势力。一部分原因是每次真正的革命都有成为世界性趋向的可能。对法国人来说，诚如对他们在国外的许多同情者一样，法国的解放仅仅是全世界自由凯旋号吹响的第一声，这样的观念很容易让人相信，解放在压迫和暴政下呻吟的所有民族，是革命祖国的义务。这种崇高昂扬的热情，企图将自由传送到温和和极端的革命者中，这种热情的存在的确无法把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和一切受奴役之民族的事业分割开来。法国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接受或采用这种观点，从这时起至少要到1848年止，情况都是这样。直到1848年，解放欧洲的所有计划，都以各国人民在法国人民领导下联合起义推翻欧洲反动派为枢纽；而在1830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自由主义的行动，诸如意大利或波兰的起义，也都趋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注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发动其他所有的民族。

另一方面，不那么理想主义的看法认为，战争也有助于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把新制度的困难说成是流亡贵族和外国暴君的阴谋，并把群众的不满引向他们，这是颇具吸引力和显而易见的做法。尤其是商人争辩说，捉摸不定的经济前景、通货贬值和其他问题，只有在消除干涉威胁后，才能得到解决。只要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便可知晓，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家或许认为，经济霸权是有计划侵略的产物（18世纪并非十分热爱和平的成功商人的世纪）；而且，如很快便会出现的那样，进行战争还可创造利润。由于这种种原因，除少数右翼和罗伯庇比尔领导下的少数左翼以外，新的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大多数成员都主张进行战争。也由于这些原因，当战争开始时，革命的征服便把解放、剥削和政治变更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