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忠义超越民族（第3/5页）

在年羹尧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后，取而代之成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督，负责西部边疆军事的是岳钟琪。此人姓岳，传说是南宋忠臣岳飞之后。若是岳飞的子孙，就应当如同岳飞一般，为了汉人将异民族建立的清朝视为仇敌并与之斗争到底。因此，有个叫张熙的人特意前去劝他谋反。岳钟琪大惊，赶紧将张熙绑缚送至朝廷。张熙是被他的老师曾静教唆的，因此朝廷将罪魁祸首曾静逮捕归案。审讯曾静后，雍正帝才意识到一部分中国人的反清思想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自信。

在此之前，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初期，浙江省有一位名叫吕留良的文人，他是遵奉朱子学的学者，抱有强烈的反清思想，终生不仕，隐居而终。他留下了文集、日记等著述，其中不仅包含反满思想，某些还被印刷出版，广为世人所知，他死后被尊如圣人，甚至历任地方官都会前往其祠堂致敬。曾静的民族革命思想不外乎是与吕留良的著作产生共鸣的结果。通过讯问曾静，雍正帝得知吕留良的思想在汉人之间广为流行，他密书浙江总督李卫，命令押收吕留良家的一切文书。

李卫其实也曾受吕留良的名声所惑，为他的祠堂赠过匾额。接到命令后，李卫大惊失色，逮捕吕留良的三子，将其他家人监禁在家中，因书籍甚多，一时难以搬运，在书架上悉数贴上封条，制作目录，仅将必需的书籍送至北京。雍正帝对李卫说：

［斯事朕谈笑而处之。无故加之不怒一语，朕生平所长。若谓此等遂致淆乱胸怀，则汝为不知汝君之臣矣。］

这一番话还是无法掩饰雍正帝心中的动摇。对于这起事件，从东北出身的总督鄂尔泰和雍正帝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到如下语句：

［鄂尔泰：国家一统垂八十余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恨。

雍正帝：叹息流涕耳。

鄂尔泰：逆贼曾静者实甚于禽兽之人。禽兽中之恶禽兽。

雍正帝：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雍正在对曾静进行审讯的过程中，看出他是个愚蠢正直的农民，却意料之外地容易相处。针对曾静直率地列举出责难雍正帝的二十七条，雍正帝逐条解释清楚，证明其都是凭空捏造的，接着再询问曾静对他的解释的意见，曾静最终俯首认罪。雍正帝集中精力反驳的是曾静提出的“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所以不是正统的君主，汉人没有对其尽忠的义务”这一观点。

自古无无君之民。有君则必须尽忠，此乃自然之理。中国之圣人亦如此教诲。忠义乃为人最基本之道，反之则不为人。如此若论谁是真正的君主，君主乃天命所归。此亦正如中国圣人所教导。是天命所归之君不分汉人还是异民族。不，我朝虽为异民族，却无有如我朝仰承天命得国之正者。试想，中国乃革命之国，王朝屡经更迭，开国皇帝于前王朝而言则为谋反之人。明太祖自元朝看来无非是光棍。我清朝与之不同。兴于满洲，［我朝之于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天命传于我朝。非我亡明，明自取灭亡。明使生灵涂炭，我朝为拯救生民而治中国。纵观历史，得天下之正者无过于此。若因是异民族则不可，经书之中不亦记载舜为东夷之人。汉人因蒙古人是异民族而鄙视之，蒙古人亦蔑称汉人为蛮子，如此相称乃后世至卑至陋之见。忠义乃中国圣人所教万世不变之教训，为超越民族的、有价值之道。[2]

雍正帝以与曾静的问答为核心编纂了一本书，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出版。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曾静招架不住雍正帝尖锐的反问，称自己是“弥天重犯”，即犯下弥天大罪的罪人，一味地忏悔。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他只是被帝王的权力压制，或者是雍正帝对其施加精神上的拷问，强迫他招认。曾静是山野农夫，仅仅以传闻为话柄，对雍正帝进行人身攻击，若是在今天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也会因没有证据而处于明显不利的局面。曾静最终示弱，无条件投降，也只是因此而已。

雍正帝从曾静派弟子劝说谋反的目标——岳钟琪以前所奉上的奏折以及皇帝回复的朱批谕旨中选出数十封，让曾静阅读。这些书信展示皇帝对岳钟琪的信任多么深厚，岳钟琪对皇帝如何忠诚，目的是让曾静领悟到他的劝诱完全是痴心妄想。除此之外，雍正帝还让他读了数百封自己与各省总督等之间的往来文书，目的是让他知道皇帝是何等关心天下政事，何等勤勉。曾静最终完全被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