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总督“三只鸟”[1]

独裁政治之下的理想是不允许有特权阶级存在。在君主面前，无论是大臣、地方官、商人还是农民，都必须是普通的臣民。但是君主不可能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政务，无论如何都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然而官僚只是协助天子，代行天子保证人民生活的任务而已。正如君主需要对耗费民财来满足自己愿望之事持谨慎态度一般，官僚也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而任意处理政事。官僚应当为了天子与万民而存在，而不是为官僚自身而存在。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被天子委以大权，官吏往往会以权谋私，不但完全不为人民着想，反而榨取人民以自肥，这样的状况很常见。官僚之间联系紧密，互相帮助遮掩所做的恶事，在互相的包庇之下，收取贿赂，侵吞公款。官僚给彼此面子、互相庇护缺点的行为甚至被视为美德，于是就出现了让人无从下手整顿的官场习气。其中最糟糕的是科举出身的人。考官与考生中的及第者成为老师与弟子，同一期考试及第者们成为同年级同学，即“同年”，以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图相互方便。触怒君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若是被同僚厌恶则永无出头之日了。他们如此团结，结成十分牢固的“朋党”。

雍正帝认为要想让他们按照官僚本来的使命施政为民，放弃施政为官，无论如何必须破坏这些科举出身之人的团结，但是又不能贸然放弃拥有上千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没有更适当的方法。总之，如何运作制度要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自古就有以下说法：

有治人，无治法（进行治理的是人，并不是法律条文）。

人才的问题也一样。科举出身的人自然都不是平庸之辈，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人才。建立选拔人才的公正标准，对成绩斐然者尽数录用，对无能乖张者毫不留情地免职，如此下去，官场的风气也会焕然一新吧。

［朕待天下臣工总惟大公无我一语耳。］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朕不横意见于中，以为此人必信此人必疑也。

如此强调是非分明的雍正帝拼命地寻找人才，求贤若渴。

人才难得为帝王第一苦衷。

他曾如此深深感叹。即使是睿智非凡、见识广博的雍正帝，也有数次被欺骗而失败的经历。最终得到皇帝完全信任、恩宠不衰的是地方官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

田文镜是汉军出身。所谓汉军，虽然也是汉人，但在清朝还在东北之时便已经归顺，代代为臣。因此，汉军即使不参加科举也有特别的出仕途径。在雍正初年，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担任相当于日本总理厅秘书的内阁侍读一职。他被命令前往陕西省祭祀华山之神，途经山西省，见到人民苦于饥馑。这是关系到地方官政绩的大事，因此被地方官员隐瞒下来，并未向朝廷报告。田文镜看不下去，上奏天子，天子也为之一惊，立即任命田文镜为特使，派遣他前往山西救灾，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性命。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

雍正帝终于注意到他了。工作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相当于河南省财政官的布政使，很快被提拔为相当于民政长官的巡抚之上的总督。他治理河南省约十年，被称颂为政绩天下第一。

田文镜在承担赈济山西省饥民工作的同时，劝说地方官员向天子提出整理地方财政的策略。调往河南省之后，他被赋予了自由发挥其才能的权利，便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以为天下模范。

当时官吏的俸禄少得可怜，低到甚至无力维持家庭生活。作为民政长官的巡抚的俸禄一年仅白银一百五十五两，在一两白银相当于六斗米的时代，在生活水准高、交际讲究排场的官场，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原因何在？在估算财政收入和支出时，尽量把基础值降到最低，这在中国自古以来被视为善政。租税从人民那里以谷物和现银的形式征收上来，几乎全部被收入中央国库，完全没有惠及地方。只有高级官吏和军队的俸禄从中央国家经费之中支取，而原则上国库不允许支给地方费用。至于地方官衙的维持费、书记[2]的劳务费、办公费等，中央没有什么特别规定，各地方视情况而自由处置。于是，地方政府除去收取法律规定的国税外，还收取占国税若干成的附加税（耗羡）。虽然这种行为不被中央政府认可，但由于地方不得不征收附加税来维持运作，故而被默许。因此若是尽量将租税的额度定得小一些，就算地方官再增加几成的税收，也没什么大不了。若是将必要的部分悉数算入租税，地方官在此基础上增收几成税额的话，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