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天命的自觉

明万历年间（1616）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清朝在太祖一代平定整个东北地区，与人口不啻百倍的明朝相抗衡，战事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太宗时代，到第三代皇帝顺治帝时，清朝便挺进北京，平定全中国，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满族人自己也一定为这意想不到的成功吃了一惊。在传统的满族思想中，这是在满族的守护神“天帝”的护佑下实现的。清朝进入北京后便将业已焚毁的明朝宫殿基本依照原样重建，唯一的区别是在位于内廷的坤宁宫深处的院子前，设有祭天的竿子，这被称作“神杆”。另外，在皇城的东南角建有称为“堂子”的建筑物，这是满洲式祭天最神圣的灵地，在此行祭礼是清朝天子的特权。

在中国人民看来，明清易代是天命所归。到那时为止，承受上天之命统治中国的明王朝已堕落不堪，天命抛弃明朝转而让清朝统治中国人民。满族人进入关内，随着汉化程度不断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对天命深信不疑。满洲的“天帝”和汉人的“天”毕竟是同一个“天”，在恩惠满族人的同时也必须惠泽汉人。

康熙帝从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独选出雍正帝继承大统，这自然也只能被解释为天命使然。在众皇子围绕储君之位进行的激烈争斗中，大概谁都没有预想到最后的胜利者会是雍正帝吧！是降于清朝的天命在众皇子中选择了雍正帝。

天命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保证天下万民的生活，使其各安其分是天子被赋予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天命也许会再次离开，转向他处。“天道无常”，天命早晚会从不配承受它的人身边溜走。这就意味着革故鼎新。实现天命既是对天的义务，同时也是对祖先的义务，也是对全体满族人的责任。

雍正帝担此大任而践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岁之时。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说的话，那么他此前曾极力避免接触现实政治。这也是避免深陷于兄弟互相争斗的漩涡而必要的自保之术。他自己说：

［朕向在藩邸，谨守节度，实未留心吏治，亦并未交接一人。是以践阼之后，］［臣工皆所未识，政务皆所未经。］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须打个折扣再听。雍正帝表面上没有参与兄弟间的内讧，但并不是完全对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态度，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从容不迫地冷眼旁观事态变化罢了。与此同时，他并不怠于深入观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于藩邸的非嫡长子身份，让他也有闲心对父亲康熙帝的施政方针进行冷静的评判。后来皇帝在给大臣的一封书信的一节中，有一句抱怨颇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阅历世情四十五年，备尝世间辛苦才成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若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莫及。

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那么，在雍正帝眼中，康熙时代的政治究竟如何呢？康熙帝作为宽仁大度的君主享有极高的评价，若将此称为“民间的评价”却名不副实。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有权有势者的舆论，在民间，处于最底层的苟延残喘的贫民们多数被排除在舆论范围之外。若一日不从早到晚片刻不得休息地劳作就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们根本没有精力制造舆论。舆论不过是来自知识阶层的政治家在政治之余饮酒作诗之时散发出来的贵族的香气罢了。

康熙帝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是寡头政治的时期。寡头政治并非发轫于康熙帝时期，也非开始于清朝。有史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实行寡头政治。在中国，时代愈靠后，寡头政治发展愈快。明朝狼狈不堪的亡国也是寡头政治招致的败局。

兴起于唐宋时代的高级文官考试，即科举制度成为制造政治寡头的温床。听起来，公平地选用人才是好事情，但为了参加检验在经典古籍方面的教养的科举考试，人们至少要进行十年以上的学习。若不是在经济上和时间上都有充分保证的上流阶层，就会因为实际问题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不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成为官吏，即使成为官吏也无法指望能出人头地。考中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人，凭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敛聚钱财；与此相反，若是没有一官半职，仅仅想要维持手中的财产也困难重重。因此，财产、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阶级集中起来。政治为这个特殊阶级服务，舆论也拥护这个特殊阶级。

官吏们先是因为拥有万贯家财才做了官，接着又因为做了官而敛聚起万贯家财。究其原因，若不与官吏勾结，就无法建立任何企业。无论是商业、工业还是矿业，为了和官吏疏通关系，都要耗费巨额资金。于是，与政府权力紧密联结而成立的企业，例如，像盐业一样的垄断企业，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兴办正规企业而积蓄的资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头揽入怀中，只能促进毫无意义的消费罢了。因此，企业家为了弥补向政治寡头上供所造成的损失，或怠慢国家税收，或向下榨取劳动成果，不得不从这两种方法中选取一种。若是允许资本家偷税漏税，则国家财政必定会破产；若是榨取劳动走向极端，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在大多数王朝的末期，这两种现象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