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第2/2页）

住在柏林两边的民众冲向了柏林墙。很快，东德边境的守卫放弃了盖章，也不再发放签证，四处洋溢着欢欣鼓舞的狂欢气氛。午夜，有人在柏林墙上跳舞、喝香槟，两边都有人帮助对面的人翻墙。柏林人在这堵墙上团聚了，柏林墙再也不是居住地的边界，而只不过是一层混凝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德边界和柏林分界陆陆续续解除了封锁，新的通道打开了，两方都努力减缓随之而来的交通压力。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量的东德人冲向了西德，想看一看在墙的另一边富裕的禁区里是什么样子。随后，他们又回到了东德，行囊里装满了香蕉、橘子等少数他们能用仅有的西部货币购买的东西。

图37 人们从已经被废弃的柏林墙上凿出纪念品，一位西德退休老人在旁观看。摄影：科尼利·尤斯伯恩（Cornelie Usborne）。

狂欢后不会没有宿醉，“德国问题”也不会随着边界的开放而消失。不过，真正的问题从1989—1990年冬才开始显现。一方面，难民仍以每日1000—2000人的数量进入西德，一年大约30万—50万人。很明显，一些东德人仍然觉得他们在西德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或是对新上任的领导层没有信心，认为他们发起的改革必然不够彻底，很难令人满意。而不断涌入的难民对西德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与极端政治运动有关的社会矛盾也一并爆发。这次，比起对待夏天来的难民，西德人的反应变得冷淡多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尔总理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话题，复杂的国际问题接踵而至。国际讨论的重点成了在东欧民主化后，华沙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角色问题，将市场因素引入东欧经济的问题，及其与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德国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

东德国内的政治格局还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埃贡·克伦茨很快不再担任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有活力，并且相对支持改革的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统一社会党希望以新形象示人，一边清洗旧的领导层，其中一些人面临贪污受贿的指控，其贪污数额震惊了东德民众；一边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在原本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后面加上“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不过，这种改革并未使人信服，1990年1月中旬，已经有一半成员退出了统一社会党。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统一社会党不再实行一党制。原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的选举，后来提前到了3月18日。新的政党开始建立他们的组织并制定计划，其中包括作为反对派的新论坛、“现在就要民主”、“民主觉醒”，以及刚刚建成的东德社民党。先前的傀儡政党也开始主张独立，例如，在议会投票通过克伦茨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时，自由党派没有投票，随后，自由党派试图采取无党派的策略。群众的游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对德国统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极端右翼活动也越来越明显（包括西德共和党参与鼓动）。东德领导层以国内动乱频发为借口，减慢了人人憎恨的安全警察（史塔西）的遣散速度，最后被迫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尽管如此，温和派共产主义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wo）领导下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还是充满了矛盾和紧张。1990年初，政治气氛大有变化，1989年秋的不流血革命的和平时期结束了。

3月18日大选时，东德的经济和行政体系正加速解体。尽管东德以初生牛犊的精神勇敢地发起了改革运动，但由于缺乏宣传才能和基本资源，当西德政党进入东德政坛时，他们简直所向披靡，确定了投票结果的右翼倾向。东德基民盟40年来一直是共产主义者的傀儡政党，在赢得大选后，被科尔指定为民主政府中的保守派搭档。东德人认为，给基民盟投票就是以优惠条件获得西德马克的最快方法，不用离开东德的土地也能成为西德的一部分。东西德的货币统一于1990年7月1日生效，预示着两个分离的德国主权走到了尽头。实际上，货币统一给东部带来的，并非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平等，而是高涨的失业率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统一是前所未有的，而要让后者在丧失补贴和社会津贴的同时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继续经历着重大的国内变革，同时放弃主导东欧。科尔利用国际形势中短暂的“机会之窗”，加速推进两德的政治统一。由于国内危机频发，联合政府即将倒台，东德的谈判代表在统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总之，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2+4条约”后，东德人立刻选择了统一。1990年10月3日，在东德举办40周年纪念活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德就此消失了。扩大后的联邦德国加入了五个新的联邦州。在庄严的统一仪式上，德国人许诺自己会承担起德国统一后的责任，确保不再重蹈覆辙。科尔总理则收获了政治上的嘉奖。1990年12月，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第一次大选，执政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联合政府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主导了发展迅速、出乎意料的统一进程，并由此巩固了自身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