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早在1949年，东西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已经存在着显著差异了。两国正式建立后，这些差异越来越明显。

占领时期，苏联没收了庄园之后开展的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并有三种合作制。到60年代末，东德农业大部分变成了集体制，其中土地、牲畜、机器和工具都是公有制。70—80年代，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专业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果树种植、庄稼种植和牲畜养殖等领域。此外，还有许多中间组织负责协调各企业的生产计划以满足全国的生产目标。虽然没有西德农业那样高效（西德农业受益于一个强大的农业疏通机构，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但东德的农业还是相当高产的，国内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虽然消费者的选择很有限，比如水果）。对80年代的游客来说，看到密集排列的联合收割机在东德集体化的广阔田野上整齐地移动，而另一边的波兰乡间却行驶着一辆辆慢吞吞的马车，其对比令人震惊。东德的另一个农产品供应源则是私人的小块土地和分配的园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体制外补充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励私人经营。

东德的工业结构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产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业生产要么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么是有政府参与的合资形式。50年代的东德工业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义，即重视所有的重工业，1953年爆发起义后，政府对消费主义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次是一系列计划的宣告和实施。不过，计划经济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目标太过不切实际，只重视产品数量，却不重视产品质量，产品根本卖不出去等。1963年，苏联正酝酿新的经济政策，于是东德推行了新的经济体制，在经济上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各级政府有更多的决策自由，并用利润和奖金来激励生产者。既然现在利润变得重要了，产品质量就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产品必须能卖得出去。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使三次价格改革成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经验，现在却突然要对企业的绩效负责。1967年，新经济体制修改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运动后，这些经济试验在60年代末就悄然终止了，因为东德领导人担心经济领域的权力下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权力下放和民主化。应当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反，乌布利希执政时期经济决策权的分散并没有导致东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纳克的领导下，经济又开始集权化。

昂纳克执政时期，东德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东德经济长期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给东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后，政府试图协调研究、技术发展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计划中使用更敏感的经济杠杆，同时总控制权依旧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手中。

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但东德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是好的。虽然东西德之间的自然经济联系被强行切断，东德被迫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与发展较为落后的经济体进行一体化，战后又遭受了拆除和赔款政策的蹂躏，但东德经济还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东德成了东欧人均产量最高的国家，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来看，东德稳居世界主要贸易国的第12位。它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资源优势，能源上虽然逐渐转向核能，但还是严重依赖国内劣质褐煤和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与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东德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传统的优势产业包括机动车和机器生产，以及化学、光学和电子产业。在微电子和电脑产业，虽然东德紧跟在西方之后，而且只能在东欧出口电脑，但仍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发展。

相比其他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东德拥有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重要的经济优势，那就是东德和西德的特殊关系。由于两德之间不设关税，加之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东德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秘密成员。东德贸易的1/3都是和非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达成的，其中1/3是与西德（占东德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西德还成了可靠的供货源，从而避免了东德在生产中经常遇到的瓶颈。另外，通过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东德还获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货，以及西德对建设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赞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费、游客去东德旅游必须兑换的货币、西德对特定项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会资助东德修复当地的教堂，或购买当地教会医院的医疗设备）、西德居民给东德亲友的汇款，等等。在东德的危难关头，西德还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条件，帮助东德平稳度过了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欧国家还要顺利。东德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熟练高效地工作，在解释东德经济相对成功的原因时，尽管这一点也相当重要，但东德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