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第2/3页）

虽然东德的经济发展在年增长率、人均生产总值等数据上表现突出，但对于西方游客来说，却是很难体会到的。东德的日常生活表面上有些单调，根本不是大多数西德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富裕生活。不过，从量化角度来比较，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七八十年代还是有所提高的，越来越多的东德家庭购买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汽车。当然，大多数东西德人民还是知道，一辆奔驰或宝马，和一辆瓦尔特堡（Wartburg）或特拉贝特（Trabant）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从平均收入来看，东德的耐用品价格确实较高，但对东德人来说，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选择太少。购买新车需要排很长的队伍，二手车的价格总是和新车不相上下，因为顾客不用等就能马上用。（不过，东德社会的特权阶级是不用排队的，通常还能轻轻松松地买到西德产的车。）另一个问题是购物的层次分化。生活必备品因有政府补贴价格便宜，而那些更受欢迎的产品通常价格较高，可以用东德货币在Exquisit和Delikat连锁商店买到，或是用西部硬通货币到国际商店（Intershops）购买（最初只对西方游客开放）。于是，国际商店以是否持有西部货币为准，实际上将东德人划分成了两类。虽然东德人对此总是抱怨或批评（比如所谓的“水果蔬菜”商店里除了圆白菜还是圆白菜），但食物也并没有真的匮乏。即使有时候找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人人都不愁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很便宜。不过，就算是在吃喝上，东德也很难与西德比肩。60年代晚期，东德人每天摄入的肉和其他产品少于西德人。80年代，西德人越来越注重健康，相对东德人来说，他们每天摄入的肉类较少，而蔬菜水果则较多；而此时东德人虽然在肉类消费上赶超了西德人，但相比之下，整体的生活水平还是差了很多。虽然东德的经济情况如此，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定期让位于政治的稳定，但和波兰不同，东德并未因此产生大规模的不满情绪。然而另一方面，当匈牙利在1989年夏打开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时，政府也无法阻止大量的东德人逃往西德，去寻求他们希望中的美好未来。1989年秋，当群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改善言论自由、通行自由和基本人权时，政府也同样无力阻止。最终，“面包和马戏”政策根本无法满足大众对民主社会的需求。

东德的社会结构也和西德大不相同。东德的人口数量只有微小的波动，基本保持不变，80年代晚期不到1700万人口，而西德人口则比战争刚结束时增加了大约一半，达到了6200万。相对于西德的高度城市化，东德居民一直生活在中等规模的城镇和更小的社区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东德人的收入差距也没有西德明显，在一直被称作“小市民社会”（society of small people）的东德，既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也没有特别贫穷的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有特权精英阶级。只不过东德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而非联邦德国那样多种类型，精英在东德，是一群人，而不只是几个高层政客，在享受特权和舒适的生活。因此，东德也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

就社会流动性来说，东德要大过西德，其早期的政策资助了许多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背景的人。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不看社会背景、只注重才能的制度占了上风，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教育系统还是以帮助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作为特定目标。东德的综合学校体制强调工作经验的重要性，除了读高中这条学业道路以外（要达到德国的Abitur或英国的A水平资格），还能通过其他方法进入高等院校。不过，要想在东德社会中逐步高升，如果不主动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遵纪守法。虽然受教育程度高逐渐成为特权阶级、政治精英独有的特征，但年轻人只要守规矩，不管其才能如何，总能在教育体系中顺利往上爬。牧师的孩子一般被迫学习神学，而不能自由选择其他职业科目。如果拒绝服兵役，选择当“建造兵”（Bausoldat），或是在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运动中表现不佳，都可能对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比起西德女性，东德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平等，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还远未达到“解放”的程度。过半的东德劳动力皆为女性，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结婚生子后，还应当出去工作。东德的幼儿托管较为普遍，大多数孩子都能进入日间托儿所、幼儿园和课后托管所。为缓解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担忧，政府对孕产假的规定十分慷慨。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妈妈出去工作，长时间待在工厂（要么小孩长时间待在托管所），回家后还要做很久的家务（或是育儿的时候相当劳累、疲惫、不开心），对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均有不利影响，离婚率也相对较高（虽然结婚率也很高，这可能暗示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比起西德，东德女性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尽管如此，相比男性，女性大多在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岗位上工作，级别越高的职位上，女性越少（比如女教师很多，女校长很少）。东德女性在工会和政党中的职位也比西德女性要高，但高层中还是很少有女领导人（也有例外，比如玛戈·昂纳克，前教育部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夫人）。东德的女性主义（如果非要给个标签的话，但实际上只是大致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目标是能从事男性从事的职业，但其结果是女性肩负“双重负担”，而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权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到了80年代末就以与男性不同为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