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第3/4页）

东德政府内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务委员会只是形式上的首脑，真正掌握政府实权的是部长会议。占重要地位的是处理各项经济和国防事务的部门，当然还有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监视国民和镇压反对派的国家安全警察[或称史塔西（Stasi）]在几年内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乌布利希辞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后，国务委员会的一些权力移交给了部长会议，因为他还保留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重要的党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国际场合正式代表东德。议会，或称人民议会（Volkskammer），极少举行会议，基本只是正式批准并公开上层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决策和计划会告知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执行。虽然我们从这个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东德的政治体制下，统一社会党基本主导了政府机构，但这并不代表着党和政府就是一个概念。20世纪50年代，统一社会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改革政府结构，以适应党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东德历史上，尽管政府官员体制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已经稳定下来，但把中央决策转为地方政策一直困难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结构和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执政党的结构和目标，官僚中不同领域的“专家”能够帮助确立政治议题，并设立切实可行的政治目标。很明显，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时期，两者的平衡取决于议题及成员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和军队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波兰，或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东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执政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标，关系十分和谐。

东德原则上并不是一党制国家。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还有4个小党：基民盟、自民党、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4个党的成员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其中基民党的成员最多。虽然从西方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党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只是统一社会党的傀儡，但实际上，这些党在东德的政治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是统一社会党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纽带，他们将政策翻译为不同的亚文化语言，并在专门的期刊上向大众传达高层的决策，同时将民众的反应和不满告知上层，让统一社会党始终知晓一般民众的看法。对于这些小党的成员来说，这种纽带作用可能是一种手段，既可以表达他们对东德基本忠诚的态度，同时又无需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对于基民盟成员来说尤其如此。4个小党在议会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对政府决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员投票反对流产法案。除了4个小党之外，东德还有大量的群众组织，致力于鼓励东德人参与公共事务。其中最大的是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其成员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样重要的还有自由德国青年团（FDJ）、民主德国妇女联合会（DFD）、民主德国文化联盟（KB），以及德苏友谊协会（DSF）。除体育与科技协会（GST）是一个青年准军事组织外，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只是为了促进日常的业余生活，比如养宠物或收集仙人掌。东德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因为升职不仅取决于天赋和特长，还要求即便不积极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与大众保持一致，这些压力促使东德人被迫参与这些组织。

东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够平息可能对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对与不满。1953年6月爆发的起义，正如上文所述，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总体策略和外来支持，并在遭到武力镇压前就开始自行瓦解。哈里希（Harich）、哈费曼（Havemann）、巴罗（Bahro）等对马克思主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因为比起公开的反对，大多数东德人更容易对私下的不满听之任之。20世纪80年代，草根阶层的异见群体遍地开花，他们主要反对在东西欧部署核弹，引发不同意见的除了这些特定的和平议题，还有人权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另类观点的讨论地点大多是东德的新教教会，他们于是有了容身之所。教会在东德是唯一既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隶属于他们的社会机构。20世纪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两者暂时得以共存。1978年，教会与政府签订了暂行协定，所谓的“社会主义中的教会”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并与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关系。有一段时间，教会高层似乎想要通过包容、控制异见来维持教会的地位，以便能在东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阀门的角色。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教会内部开始分裂，教会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以及教会高层内部都存在分歧，异见的抒发和持异议者的关系网已经发展到了连教会都无法控制的程度。毫无疑问，很多人希望苏联开放的呼声可以影响东德，并产生实际的意义。东德领导层被激怒了，他们启用国家安全警察来武力镇压游行示威，镇压次数前所未有，此外还逼迫大量持异议者流浪他乡。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东德对异见的包容无疑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开始不稳定起来。教会对异见形成的影响，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响上得到了体现。但仅凭这些异见分子，是无法打破东德共产主义的枷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