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革命（第2/2页）

从理论上讲，渴望德国的统一是很简单的，但要在实际上划出这个德国的边界，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国籍上，要解决三个困难重重的问题。第一当然是奥地利。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使其包含现在属于德意志邦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领地（之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是把所有奥地利的领地都排除在外，让普鲁士主导一个“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因为奥地利的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领地撕成两半，因此要解决奥地利的归属问题，就只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了。在激烈的争论之后，由温和派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主导的“小德意志”方案占了上风。第二，普鲁士波森省（Posen）的波兰人是否应当被归入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中。第三，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情况一直很复杂，公国中混杂着丹麦的采邑，并涉及国际政治、王朝权力和现代民族主义，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它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其背后是强权政治。最后，虽然法兰克福议会决定对丹麦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德意志邦国的军队。1848年8月，当军事上最为重要的普鲁士决定退出战争并签署休战协议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就只能傻傻地看着了。这就可以看出，法兰克福议会在根本上是缺乏实权的。

议会的讨论延长到了1849年春，最后决定将小德意志的皇冠颁给普鲁士国王。这时，普鲁士国王大可不屑一顾地拒绝，因为议会召开的同时，各个邦国内的保守派正进行重组，并重新获得了实权，领主们再没有必要向知识分子们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了。1848年夏，激进的社会动乱仍在持续。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预测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工人的抗议很温和，比如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领导的柏林社会主义者，要求建立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并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此时，手工业者和工匠感觉受到了自由派的威胁，因为自由派反对协会的限制，并且支持自由的市场。于是，工匠们在18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期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自己的全国议会。议会的议员也没有任何权力为农民发声，或对他们做出任何补偿。不同邦国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政权甚至越来越害怕群众的抗议，暴民统治如幽灵般缠绕着他们的内心。因此，这些政权根本无法控制1848年夏季的政治走势。经过重新部署，保守派和他们毫发无伤的军队趁势发动了一场反击革命。在哈布斯堡帝国，保守派的军队于1848年夏镇压了发生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的叛乱，并于10月重新获得了对维也纳的控制权。而在普鲁士，激进的议会和夏季的群众起义刺激了保守派，保守派于秋季成功进行了反击。而自由派从未拥有过任何军事实权，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之前拥有的群众支持，尤其是农民，本来是征兵中的中坚力量，现在却由于保守派的让步而被收买了。1848—1849年，德意志全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们逐渐拾起了信心，重新取得了控制权，一些邦国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秩序（比如巴登）。

1849年5月，自由派乱作一团，普鲁士国王拒绝登上帝位，法兰克福议会的成员开始踏上返家的路程。剩下的议员将议会挪到了斯图加特，并于1849年遭到了军队的驱散。法兰克福议会原本通过决议，在巴登和普法尔茨领地内执行新的宪法，但它却被普鲁士军队易如反掌地镇压了。革命似乎行将结束。

分析起来，这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很明显，国家并没有统一：这艘大船因触到了地方主义的礁石而沉没了。地方不愿将各自的主权归入一个更大的、受强权政治控制的实体中。而自由派拥有的实权太少，来自民众的支持也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计划，并且在很多议题上，内部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但这并不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革命。1850年前被有效废除的封建社会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得以快速地向前发展。梅特涅特殊的政治压迫方式也没有复活。革命期间的畅所欲言，以及对超越了日常需求的议题的关注，都促进了全国性团体和政治倾向的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几十年后的党派政治。许多拥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特别是俾斯麦（Bismarck）]认为自己从1848年的革命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而是一个危机群组，从中萌发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改变，随着形势的变化再以新的结合方式面对未来。如果史学家决心找出德国自由主义失败的时间点，那么比起1848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或许更为恰当，因为那时的自由派分歧不断、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