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第3/4页）

教会保持着自身在政治、经济、知识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上流社会的主教常常还是封建领主。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基督教会的统治可能比世俗领主更可怕，因为一旦犯错，就可能同时根据教会和世俗的法律被处以双倍的罚金。不过，不能将“教会”和“宗教”理解为内部毫无纷争的单一实体。教皇体制所涉及的权力关系非常紧张，从中世纪盛期起，教皇自身就一直处于政治的泥沼之中（包括法国籍教皇统治期间，在阿维尼翁城发生的“巴比伦囚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职责引发了矛盾，在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ts）看来，世界性主教会议的权力应在教皇之上，但他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将中世纪晚期的纷争看作是世俗的人文主义和教会的经院哲学之间的斗争，那么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等人追求新的宗教解释，当时宗教虔诚的主流解释，例如现代灵修（devotio moderna，强调内心世界，通过超脱世俗获得救赎），被认为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也有许多异教传统在民间流传：在波希米亚，扬·胡斯（1369—1415）的追随者，被称为胡斯信徒（Hussites）；14世纪波希米亚的瓦勒度教派（Waldensians）；15世纪的阿尔比教派（Alpine valleys），还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异教思想。民间的宗教应该没怎么受到神学争论的影响。历史学家才刚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他们想知道当时不识字的民众的宗教体验和惯例，史学界也对民间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sed）的程度问题争论不休。但很清楚的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宗教里有高度的魔法成分，人们借此理解神秘莫测、险恶严苛的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世纪晚期，教会将这些魔法元素吸收进了基督教的仪式当中。这些模仿地狱、恶魔和火焰的仪式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而纽伦堡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更是展现了死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更为敬畏和担忧。这种担忧让教会有利可图。教会规定通过善行能够获得赎罪，而善行包括向教会的捐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世纪晚期的生活和五百年前一样，仍然恶劣、残酷而又短暂。宗教和魔法提供了一整套强大的、难以分辨二者界限的方法，来解释和控制对生活的经验。同时，神职人员作为教会的官方代表，常常成为人们仇视和攻击的对象。

图5 艾克·冯·雷普戈（Eike von Repgow）《萨克森明镜》中的一页，图中描绘将城堡作为采邑授予臣子的景象。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Herzog-August-Bibliothek）藏。

到公元1500年，德国已经形成了和英法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大不同的政治体制。历史学家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解释中世纪德国王权的孱弱。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些因素，比如德国相对较大的国土面积。而对于那个没有现代交通设施的时代来说，中央权力更难管制地方。另外，德国缺乏明显的地理边界和清晰的边疆。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地方的权力委任模式（在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结果。比起一心要扩大王朝版图的世俗领主来说，独身神职人员的采邑无法继承，因而对国王更为忠诚。不过，在法国的神职人员占有零星的土地，并努力维护中央权力的同时，德国的主教作为封建领主却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教会日渐从国王的手中溜走了。国王也不可能直接让外地人当公爵，更不可能分给他采邑，因为外地人虽然不会发展成本地的势力来对抗国王，但比起国王授予的采邑，在自由保有的土地上更容易进行有效的市政管理。另外，中世纪欧洲国家中不同贵族家族的特征、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本质、在一些重要的危机时期国王的坏运气也是导致德国王权孱弱的重要原因。很明显，任何对此的解释都会提到一系列的因素，它们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那些，比如对意大利的政治投入和叙任权斗争的结果。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讨论中，我们都必须注意到，认为中世纪德国的王权孱弱是个严重问题的，多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而非现代人。因为对于前者来说，民族和国家是最自然的政治单元；而对于后者，政治的体验则局限在个人和地方上。因此，对现代人来说，比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恰恰是其相反的一面：为什么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来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社会的政治基础呢？这些国家被后资本主义下新形式的跨国经济联邦取代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广泛的视角下解读德国的政治体制，而不仅仅将它看作是“失败”、“扭曲”、“迟来”的后继者。此外，如果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世纪晚期德国多姿多彩的城市和精神生活，实际上为后续的西方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