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一九一五年三月，喀尔巴阡山上的雪变软时，康拉德命奥匈帝国诸将向士兵重新说明战争的目标。“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士兵似乎“分歧得离谱”，这一事态必须予以“厘清并统一”。康拉德的新说法如下：奥匈帝国与德国属于“平和的中欧”，但它们的敌人经过数年用心准备，“从最深沉的宁静中”猛扑向这些无助的受害者。巴黎、伦敦、彼得格勒诸“匪”发动了荼毒人民的“冒险战争”；法国人是为了找到新的投资处所；英国人是为了统治世界；俄国人则要以十足虚伪的泛斯拉夫主义为幌子，用“火、剑、西伯利亚”“奴役”更多人，摆出“俄国好似自由国度的样子”。

奥匈帝国军官必须告诉其士兵，他们在打一场新三十年战争，必须保卫中欧，使其不受协约国的蹂躏。不然，后果之可怕只会更甚于十七世纪。十七世纪时，叛变的捷克人受到肯定，结果“在那场冲突后，波希米亚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存活”。总而言之，奥地利士兵获告知，他们打仗是因为英、法、俄三国阴谋使德国、奥匈帝国沦为“奴隶民族”。三国中逼人最甚者是俄国。俄国是个“丰饶、落后的地方，由军人和官僚统治，贪污横行，广大人民贫穷且无知”。

一名奥匈帝国军官和前来保护他的德国人

一九一五年，德国人已接管奥匈帝国的作战事务。照片中第七军军长约瑟夫大公与德国将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以及两人的参谋，摄于喀尔巴阡山脉。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解释道，俄国人引发这场战争，以使他们的革命知识分子（列宁、托洛茨基之类的“危险分子”），把目光从俄国内部问题移开，让他们心中燃起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亚细亚、半亚细亚的野蛮民族，人数是我们的四倍之多”——觊觎君士坦丁堡，但也觊觎巴尔干半岛，想以之作为俄国产品的外销市场，并鼓动巴尔干诸国反奥匈帝国“这个爱好和平的多民族帝国”。该走的路显而易见：继续打下去，否则会落得“和巴尔干半岛一样的下场”，也就是遭击败、殖民、陷入“饥饿与不幸”。这份传阅的文件叮嘱奥地利士兵，这就是“你们疲惫不堪时该摆在心里思考的：胜利的必要。你们所有充满活力的青春梦想，肯定还没被这场战争的苦难扑灭”。[1]

但奥地利的帝国梦想已遭扑灭，彻底扑灭。没人相信这些谎言，尤其不信那些编造谎言者。为了解（火炮不足这原因之外）军队战绩这么差的原因，奥匈帝国陆军部一九一五年初期向诸指挥官发了另一份问卷，并将其标为最高机密文件。“民族沙文主义或其他有害的倾向，在我们的军官身上清楚可见？我们的军官讲起士兵的语言流利到足以领导、激励他们？我们得尽量让军官和其所统领的士兵属于同一民族？”至于士兵，“为何在各战线上出现那么多不够坚忍或彻底崩溃的例子？”奥匈帝国团级部队里“煽动族群或煽动反对军方”的因子，是战争开打前就存在于现役士兵中，还是动员时由招来的后备军人所引入？

诸民族齐心组成一快乐帝国的虚幻不稽的说法，在平时可支撑住军队，但在开战后，禁不住战争压力，已彻底瓦解。波蒂奥雷克于一九一二年就示警道，奥匈帝国三分之一的军人在大战时会不愿打仗，此刻的情势正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士兵虽然乖乖报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穿上军服后无心作战。[2]军队逐渐解体，主要原因是不再有人相信多民族的“奥地利使命”。至少对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奥地利使命”只是把装备不良的奥匈帝国人民铲进德意志人的战争机器里。[3]

德国人迅速且鄙夷地接管奥地利的作战事务。驻西部战线的奥地利联络官于一九一五年中期指出，康拉德已被梅济耶尔、普列斯（Pless）的“德国参谋和司令部”贬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梅济耶尔、普列斯分别是德军西线、东线两战场的总司令部所在地）。[4]此后直至战争结束，每次奥地利人陷入险境，德国人就会前去搭救。他们干预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五年塞尔维亚的战事，一九一六年（重创奥匈军队的布鲁西洛夫攻势后）再度干预布科维纳、加利西亚战事，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克伦斯基攻势（Kerensky Offensive）之后再度干预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七年，德奥联军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拿下大捷，而诚如鲁登道夫所说，打这场仗（又称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战役）既是为打倒意大利人，也为“防止奥匈帝国垮掉”，因为此前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已使奥匈帝国战斗力大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