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3/16页）

这一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扼要陈述非常贴切，而一八六六年战败后，他未思索太久，就决定了一个解决德国、意大利统一所带来之危机的办法。军事上，他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一八六六年战败的奥地利陆军，原靠贵族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农民兵打仗，因而，一开始打了几次败仗后，奥地利军队就陷入没有受过训练之后备士兵或军官可用的困境。奥匈皇帝的新陆军部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将军，施行义务役制度，要奥匈帝国所有男子都得当三年兵，且用考试遴选军官。不到五年，这一君主国的军事贵族即大部分离开军队，且一去不复返，以抗议库恩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主要是不必接受考试或其他任何“能力评定”的特权）。若非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的惨败令弗朗茨·约瑟夫颜面尽失，这个自命不凡且因循旧制的皇帝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有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圈子，渐渐走上它一九一四年时将呈现的面貌：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报考军官。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Technical Academy）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于是把儿子送去从军。[8]

从组织上讲，一八六六年后的哈布斯堡陆军实行类似普鲁士的军区制。整个君主国，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到东边的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从北边的布拉格到南边的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划分为十五个军区，每个兵团均从本地征得其四个营的兵员，并入最近的军。这套制度极为合理，但奥地利此前从未想过施行，因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当局认为跨国性民族不可靠。若让他们留在本籍所在地区，他们可能与心有不满的当地人勾搭在一起，把枪口转向皇帝，因此，一八六六年战败之前，奥地利团每三年就在君主国各地搬风换位——捷克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人到布拉格，克罗地亚人到威尼斯，德意志人到克拉科夫，乌克兰人到维也纳，诸如此类。这一“不驻在本籍”的做法，在承平时期是作为反革命措施施行，但在战时那使奥地利的军队动员变复杂，因而一八八〇年代时已大部分废除。但这一新的军区制度并非全无问题。有位奥地利将领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写信给另一位将领：“请用脑筋较灵光的参谋换掉我那批参谋。”对方回道：“不行，将就着用你那批较不聪明的人。”这位将领希望找德意志人组成他的参谋班子，却奉命拿塞尔维亚人凑合着用。[9]

从战术上看，哈布斯堡陆军也试图效仿普鲁士。奥地利的规划人员扬弃突击战术（一八六六年被普鲁士火力撕碎的连纵队密集队形冲锋战术），换成普鲁士的火力战术。一八七五年受邀至特鲁特诺夫（Trautenau）古战场参观奥地利军事演习的一位法国军官报告道，奥地利教官以如下讲话为演习开场：“大家都知道一八六六年在此发生的事；我们的任务乃是清除并永远忘掉让我们流了那么多血却只得到些许成就的那些观点和战术。我们用散开的单位，速射的火力，取代那些老办法。”[10]

这个新战法无懈可击，但却从未真正施行。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最新科技和训练出能有效使用最新科技且足敷需求的人员上，总是慢半拍。如果未大量征募兵员，且训练他们估算射程、瞄准射击，士兵就无法发出快速且分散的火力；届时士兵将得组成受军官、士官指导的密集队形，成为敌人的现成靶子，如一八六六年时所见。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科技革命（连发枪、机枪、急射炮）之前，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就表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倾向，即总是做错事或至少未能把对的事贯彻到底的倾向。他相信为他效命甚久的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的意见，批准大体上流于形式的演习。一八六六年后，他有多年时间公开拥护他的骑兵队（陆军中最后一块只有贵族能参与的领域），对于一八六六年他最能干的骑兵队队长利奥波德·埃德尔斯海姆（Leopold Edelsheim）欲扬弃长矛和马刀、代之以卡宾枪和手枪的作为，一律反对。[11]

政治上，这位皇帝的作为同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解决一八六六年战败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与国内最难缠的对手匈牙利人，坐下来谈，提出了匈牙利人千载难逢的好交易。他提议，只要匈牙利人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他愿把五成二的奥地利领土和四成的奥地利人口，交给只占这君主国人口一成九的匈牙利人掌管。作为只占有这一半奥地利领土的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只需负担帝国中央政府税收的三成。[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