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2/5页）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生性拘谨审慎，不爱睡他皇宫中的羽毛褥垫，反倒睡在铁制行军床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前去（短暂）探望跟了他二十年的情妇，然后埋头处理他德语官员呈上来的大量文件。他那漂亮（且可望而不可即）的妻子伊丽莎白，极为同情匈牙利人，而她的这份同情可能和匈牙利人一样，都想摆脱她丈夫的掌控。在伊丽莎白的推动下，弗朗茨·约瑟夫同意匈牙利人的所有政治要求。他的新外长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也劝他这么做。博伊斯特是萨克森侨民，对奥地利历史或文化所知甚少。同时兼任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极力促使皇帝接受匈牙利的所有要求，认为速速解决匈牙利问题，将使其他问题跟着一并解决：一八六七年博伊斯特向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使眼色，“你管好你的人，我们会管好我们的人。”

当时人惊讶于哈布斯堡如此积极地讨好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人虽然声称人数众多，但只占哈布斯堡君主国人口的七分之一，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尽可以一笑置之。但一八六六年战败后，弗朗茨·约瑟夫想尽快解决问题，且认为同意帝国治理的二元化——两个首都（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两种“国民”（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两个君主（由他兼任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可确保君主国的长治久安。

至少从理论上看，从奥地利创造出奥匈帝国，有其道理存在。匈牙利人将不再寻求脱离哈布斯堡君主国，而是将他们的心力用于压制想脱离君主国者。将帝国分割为由德意志人治理的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和匈牙利人治理的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两者以蜿蜒流经维也纳与匈牙利肖普朗城（Sopron）之间的浑浊的莱塔河（Leitha River）为界——是把东边的民族问题转包给匈牙利人处理，这在表面上简化了君主国的民族问题，以让德裔奥地利人可在“二元”制度下专心治理西边的民族问题。

但处理问题的手段较温和的德裔奥地利人，因为优柔寡断而比较不会蛮干，但匈牙利人则是强硬、坚决、蛮干到底。一八六七年达成折中方案，创造出奥匈帝国后，匈牙利人大力推动强硬的“马扎尔化”运动。他们的民族平底锅只有一道口味：红灯笼辣椒。德意志人把“国民”标签视为只是让他们得以顺理成章要求内莱塔尼亚的斯拉夫人用德语与哈布斯堡官员打交道，进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则把他们的“国民”身份，视为可放手消灭外莱塔尼亚其他民族的通行证：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将被禁止上他们的教堂、受他们的学校教育、讲他们的语言、维持他们的文化，借此“剥夺掉这些人的民族身份”。在匈牙利王国境内将弗朗茨·约瑟夫称作“皇帝”，等于犯了叛国罪，最好是称之为“国王”；不然，“君主”、“最高统治者”，也可以。

有个一九〇二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这位法国人论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对匈牙利官方来说，在匈牙利，其他民族连存在都谈不上。”这样的民族傲慢自然只得到敢怒不敢言的顺服。“面对这一内部的民族消灭运动，这里的非匈牙利人只能噤声，一动不动，尽管他们占人口多数！”这位法国人如此说道。[1]

弗朗茨·约瑟夫亟欲为其衰老的帝国找到振奋人心的新使命，不久就开始为一八六七年的大让步懊悔。[2]由于匈牙利的自由党党员把东奥地利境内抗拒马扎尔化的神父、领袖、作家或政治人物全部逮捕入狱，导致折中方案不但未缓和，反倒激化哈布斯堡君主国里的民族对立。自一八六七年宣布“斯拉夫人做不好治理工作，得受统治”之后，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和此后直至一九一八年为止的历任首相，都以铁腕手段贯彻对斯拉夫人的统治。[3]到了一八八〇年代，已有数百万奥匈帝国人民要移民美国，而留下未走的人，则把生路寄托在奥匈帝国境外——斯拉夫人寄望俄罗斯或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人寄望罗马尼亚。

折中方案的初衷乃是为了解决奥地利的问题，结果反倒使一八六六年恶劣的战略处境更为恶化，因为已遭外敌环伺的奥地利，这时多了个难以根除的内敌。到了一九〇〇年，已有哈布斯堡官员把匈牙利称作“内敌”。一九〇五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侄子暨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已在秘密计划入侵匈牙利，关闭匈国议会，将匈牙利人重新纳入维也纳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