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最后的航行

1513年7月～1515年11月

“陛下竟怪罪我，怪罪我，怪罪我！”[1]

每年9月，香料舰队抵达果阿的时候，都会捎来葡萄牙的书信。回信则随舰队于次年1月或2月送抵葡萄牙。这种协调非常差的通信很容易造成误会和错误观念。曼努埃尔一世对阿尔布开克未能完成一些任务而越来越狂躁。在遥远的里斯本，他觉得这些任务再简单不过了。必须封锁红海，必须迅速运送香料，必须给士兵支付军饷。“按时领到足额薪水的水手会心满意足，心甘情愿地留在船上效力，”他以说教的口吻告诉阿尔布开克，“因此我要求给水手及时发放足够的饷银，让他们满意……但我要嘱咐你，饷银应当来自其他人的腰包（战利品），而不是我的国库。”[2]总督对这一点尤其不满意，因为他始终没有足够的金钱或人力去实现国王的雄心壮志。对阿尔布开克来说更不妙的是，国王漫不经心地质疑果阿的价值。但对总督来说幸运的是，他麾下的指挥官们在投票表决中坚决支持他守住这个岛屿。而且曼努埃尔一世朝三暮四，经常心血来潮地改变主意，这非常让人恼火。“陛下知道吗？您的政策每年一变。”[3]阿尔布开克在信中倍感挫折地写道。但反对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他很容易树敌，他的政敌在每年的邮件中都发回自己的报告。在亚丁城下的失败传回朝廷之后，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

他原打算于1514年1月重返亚丁，但未能如愿，原因很简单，他缺少适航性强的船只。有一艘船在从亚丁返回果阿的途中沉没；他缺少训练有素的木匠和码头工人，无法对破损船只进行修理，因为整修回国的香料舰队的工作始终是更优先的。在“海洋之花”号失事之后，阿尔布开克航行时总是有点心惊胆战，这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描述得很生动：“一只手捂着我的胡须，另一只手放在水泵上。”[4]他必须等到9月才能得到支援。

然而，他不得不在果阿待了一整年，建设殖民地，以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权贵们谈判。为了给一再耽搁的亚丁战役做准备，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他储存了大量火药与炮弹，监督兵器（尤其是长枪）的生产、航海饼干的烘焙和攻城器械的制造。在攀爬亚丁城墙的可耻失败之后，他特别重视制造许多非常坚固的梯子（并且长度足够抵达城墙顶端）。阿尔布开克热切希望增加火枪手的数量。他在果阿、科钦和坎纳诺尔发布消息，悬赏鼓励人们主动报名接受火枪手训练。每个月的星期天和第一个星期六，进行射击训练，凡命中靶子的人将得到一个克鲁扎多的奖励。方阵步兵每个月操练两次，反复练习瑞士战术；他们的长枪存放在军械库内，得到严密看护，因为有些反对这种新潮战术的贵族威胁要将长枪折断。每个星期天下午，阿尔布开克亲自带领骑兵练习袭掠作战，并熟悉穆斯林风格的马鞍。一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在火把照明下返回马厩。

阿尔布开克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要关照，不知疲倦地劳作。秘书加斯帕尔·科雷亚记载了他的日常：“总督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卫兵听弥撒，然后独自骑马出行，手里只拿一根手杖，头戴草帽。他带着戟兵巡视海岸和城墙，检查正在进行的施工，亲自观察大小事务，并发号施令。”倒霉的科雷亚忍不住补充提到他自己：“他的四个秘书，都是国王的忠仆，跟随他，手拿纸和墨，记录他口述的命令和指示。他一边骑马，一边在马背上签署这些文件。正在撰写本书的加斯帕尔·科雷亚，即我本人，就曾担任他的秘书，这样跟随他办公。”[5]“我接到请愿的时候，”阿尔布开克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自豪地（他有理由这样自豪）写道，“就当场给出答复。”[6]

阿尔布开克是帝国主义的梦想家，决心在印度洋为葡萄牙开拓千秋基业。他是务实的人，监督着城市的物质防御——城墙是用干泥黏合的，在雨季容易受损，必须不断维修。他也是严峻的道德家，努力创建一种持久、公正的社会秩序。他深知，他的部下虽然英勇无畏而且能够自觉地做出自我牺牲的壮举，但也不服管教、暴戾和贪婪，所以他必须持续地予以监督。他写道：“我在场的时候，一切顺利；但我刚转过身去，每个人就都遵照自己的天性。”[7]他不知疲倦地反腐，并纠正葡萄牙人对当地人的不公行为。他知道，赢得民心和成功的军事行动同样重要。他非常清楚，必须及时且足额地给士兵、水手与官员支付薪水，否则他们必然会贪污腐化和鱼肉百姓。葡萄牙的美名是至关重要的，他担心，就像坎纳诺尔国王说的那样，“蜜糖变成毒药”。[8]他努力保护当地女性免受性暴力，同时积极推动异族通婚政策。他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只允许玩象棋和跳棋；他把行为不端的人送到桨帆船上划桨，作为惩罚；把爱争吵、不守纪律的人随同香料舰队送回里斯本。他每个月定期施舍和赈济孤儿与丧父的孩子，并雇一名教师去教他们读书识字，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这项工作有着很浓的社会工程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