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恐怖的人”（第3/6页）

达布尔事件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概括了此事对船长和指挥官们造成的后果：“在决定战和的时候……为了建立荣耀的功业，即便危险，也绝不应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而拒绝作战。”[4]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可能做到审慎了。任何人都不敢拒绝作战，不管决定有多鲁莽，否则就会被指控怯懦。他们必须做出最显著的英勇行为。葡萄牙贵族的荣誉法则强调近距离肉搏战，而不赞同远距离炮击。

1506年冬季，比达布尔事件更严重的损失降临到忠于葡萄牙的当地商人身上。特里斯唐·达·库尼亚舰队未能如期抵达。自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到访印度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没有来自里斯本的舰队来购买香料。坎纳诺尔和科钦港口储存了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商人们开始后悔与法兰克人订立的专有贸易条约，并渴望回到过去那种与麦加的稳定可靠的贸易。

坎纳诺尔尤其不满。当地的穆斯林群体看到葡萄牙要塞的成长，大感沮丧，并且非常理解它们的意义。商人们也担心他们与波斯湾的利润丰厚的马匹贸易很快会消失。葡萄牙人开始掳掠从霍尔木兹来的商船，商人们已经损失了一船昂贵的大象，其是被洛伦索在攻打奎隆期间摧毁的。洛伦索向马尔代夫和锡兰方向的试探让商人们更加不安。新来者的野心似乎没有边界。商人们开始为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忧心忡忡。在坎纳诺尔城内，葡萄牙还开始扰乱社会等级制度，并蔑视当地风俗。低种姓的女人与要塞驻军勾勾搭搭；出现异族混居的社区，那里的人皈依基督教，令穆斯林大为怨恨。而新来者爱吃红肉，有时会杀牛，更是增加了他们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气氛。坎纳诺尔统治者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了不止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担忧，担心“葡萄牙人友谊的蜜糖会化为毒药”。[5]

1507年4月，坎纳诺尔统治者去世，扎莫林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坎纳诺尔王座上安插了一个比较亲近他的人。就在这时，一些死尸被海水冲刷到海滩上，其中有一位显赫穆斯林商人的侄子。一名葡萄牙船长被指控为凶手，他曾拦截一艘当地商船，宣称该船的通行证是伪造的（尽管上面有阿尔梅达的驻军指挥官的签名），并屠杀了船员。他用帆布裹住尸体，以确保它们会沉底，然后才将其抛入海中，但潮水松动了帆布，把尸体送到了哀哭流泪的亲戚面前。

此事激起了马拉巴尔地区的广泛起义。一万八千名武士集合到坎纳诺尔城，扎莫林送来二十四门炮。葡萄牙要塞位于一座海岬之上，于是被切断了陆路通道，而从海上的补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印度洋，季风决定万事万物的规律：船只何时起航；战争何时开展；葡萄牙的香料舰队应当何时抵达，又应当何时离开。若是错过了一个关键时刻，就会浪费好几个月时间。葡萄牙的对手很快认识到，依赖海洋力量的敌人在风暴到来后就会很脆弱，于是他们相应地选择了攻击的时机。4月，天气开始变糟。

耶稣受难节这天，坎纳诺尔遭到攻击的消息传到了科钦。阿尔梅达意识到时间很紧迫，于是一分钟也没有浪费。他在城内四处奔走，呼吁人们拿出粮食和武器。教堂内正在上演一部神秘剧[6]，打扮成守卫基督坟墓的罗马百夫长的演员不得不当场交出自己的胫甲和胸甲。此时正是涨潮时节，洛伦索带着搜罗到的所有物资和人员，起航奔向坎纳诺尔。他将一些人员和物资送上岸，但风力越来越猛，他不得不起航返回科钦。坎纳诺尔要塞的指挥官洛伦索·德·布里托和约四百名士兵就这样被季风切断，不得不独自抵挡敌人的猛烈攻击。8月，当攻防战还在进行时，已经占领荒凉的索科特拉岛并驻军的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分道扬镳：库尼亚率领香料舰队去印度，比原计划晚了一年；阿尔布开克则负责在阿拉伯海巡逻。这个月底，库尼亚的船只营救了饥肠辘辘的坎纳诺尔驻军，终于打破了当地的反葡萄牙联盟。

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在索科特拉岛道别时，关系已经冷若冰霜。阿尔布开克焦躁而狂怒。他只有六艘饱受虫蛀的船只，装备破烂，给养紧缺，而且也只有四百人。作为最后的鄙夷，库尼亚还带走了所有的喇叭。在外国港口展示自己的权威与力量时，非常需要喇叭；在战斗中重整战阵时也需要喇叭。阿尔布开克不仅要为自己的船员提供粮食，还要为留在索科特拉岛的营养不良的驻军提供给养。

曼努埃尔一世在给阿尔梅达的一封信中设定了阿尔布开克的任务，即“守卫红海出入口，俘获穆斯林运输船，控制这些船上能找得到的所有珍贵货物，在有利的地方订立条约，如塞拉[7]、巴尔巴拉[8]和亚丁，还要去霍尔木兹，并尽可能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9]所以，阿尔布开克的行动范围非常广袤，从红海沿着阿拉伯半岛，跨越波斯湾一直到印度西北部。他以自己的方式对国王的指示做了非常宽泛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