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第4/19页）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尔的组合将削弱戏剧交椅的权力，给读者提供关于戏剧的不同观点。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这样——它仅仅是把平时的亮点从沃尔特·克尔转移到克莱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尔的周末评论有时在首演一周后或10天后才刊登，而且它们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评论的直接性。不论克尔在他的周末专栏中写什么，定论已经有了，《纽约时报》已经说过了。公众注意力转向巴恩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更为生动和简明易懂的散文风格。自从离开《先驱论坛报》来到《纽约时报》后，克尔的风格中似乎少了一些棱角和灵气，就好像他一来到《纽约时报》就被日益增大的权力和可畏的责任束缚住了一般，这个大机构似乎在他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然而，克莱夫·巴恩斯，并不像克尔一样在时报大楼的阴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实上，当他最初在伦敦被聘用时对《纽约时报》几乎一无所知。巴恩斯当时在伦敦的报摊上和英国出版社里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但他见到的都是内容贫乏、给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来纽约后，他才认识到《纽约时报》真正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及其他编辑的注意。他们无法使她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兴趣，于是提出让她担任电影评论家，接替已在这个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劳瑟，她同意了。克劳瑟虽已63岁，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编辑们认为当代电影需要一位更年轻的观察家，于是就雇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劳瑟则成了荣誉评论员。“荣誉”这个词在《纽约时报》社令人郁闷。不到一年，克劳瑟便退休到哥伦比亚画报社当了执行顾问。

在克劳瑟还没有走的最后几个月里，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评论家。读者批评克劳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伤害罪的象征性意义，而阿德勒小姐在娱乐行业则被认为对于电影自命不凡、毫无激情。据《综艺》（Variety）的说法，在她评论过的27部电影中，她仅仅对其中两部感到满意（《査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们俩》[The Two of us]）。她在评论《毕业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时有所保留，其中一个制片人在这位小姐严厉批评了他的一部电影之后花了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买下一个整版广告，对她的品位提出质疑。该广告强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欢电影，她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我喜欢电影，我也喜欢不好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说它们是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