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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森塔尔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书，是由一个最近加入“书评”部的年轻聪明的反传统主义者找亨托夫来评论的——他读过《村声》，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时代理部门主任，是他把书交给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识到这次书评可能会引起非议。虽然没有人对这位不明智的编辑表示任何抗议，但理所当然地在6354名《纽约时报》雇员中，他的未来前景就不会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学识和文学鉴赏力从此以后也会被认为一钱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评论家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命运一样，他曾以赞成的态度评论过《又一个牺牲品》。

弗里蒙特—史密斯，38岁，整洁而又豪放，曾在《村声》当了很长时间的书评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奥克大学的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念过研究生。他从《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起家，但后来于1965年调到平日版当书评人，承担起主要文学鉴赏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是由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承担的。在《纽约时报》，这个头衔显而易见是能成就一个人的，突然丢了这个头衔也就一钱不值了。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图书行业中令人胆寒的人物，是个独裁者。他赞许的一点头就能使你卖出1000本书，但当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评论家的职位被弗里蒙特—史密斯接替后，半退休的普里斯科特仍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发表书评，可人们对他的评论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悦了。然而，承担起重任的弗里蒙特—史密斯，一时权倾天下：他的话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广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内克[注：大内克（Great Neck），又译作“大颈”，是纽约长岛地区最接近曼哈顿的城镇。]女士们的文学导师。如同他的前任，弗里蒙特—史密斯通过为他人写书评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挣的钱比自己写书还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写书。评论家把自己的好时光都用在静静地阅读他人作品上了，提炼出自己的品位，对同时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数评论家都既无时间或许也无勇气，去检验自己——他们的品位对他们自己也有坏处。评论家也知道，作为评论家，他会树敌，如果他冒险写一本自己的书的话，他的敌人将躲在旁边看着他自食恶果。

所以，《纽约时报》这位文笔优秀、胸怀抱负的评论家过的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他的选择将是走下他的宝座，不去冒险得到像他从前一样的那些人的怜悯，或试图在奥克斯之家谨慎行事，希望自己不会因管理者的变化而遭受不利影响，也不会与当代文学品位失去联系，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后几年那样。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喜欢传统的东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学的盛衰所触怒，正是这些东西促使了他的继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锋芒毕露、精明能干的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纽约时报》人的书送给纳特·亨托夫评论，他才是克利夫顿·丹尼尔想要的那种现代评论家——多才多艺的记者，能写出有趣而又机智的评论，勤奋创业，当情形不妙时善于避开，或许在准备为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搞个书评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弗里蒙特—史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向西方鼓吹其宣传价值的烂书加以轻视，而是热情地叙述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国海滨的确精神饱满，安然无恙。在另一篇评论约翰·霍恩伯格的《新闻媒体》（The News Media）的专栏文章中，弗里蒙特—史密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新闻界的批评是可取的，尽管缺乏有影响力的批评，但那种在《村声》上展示的特殊的新闻报道却不是答案。他写道，《村声》“看起来越来越有它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响”——这句话不会对他在办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么危害。

正如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出现使《纽约时报》读者遗忘了奥维尔·普里斯科特一样，新的剧作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也使读者遗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忘了沃尔特·克尔。在克尔接替考夫曼担任平日版剧评人之后，《世界日报论坛》停办之后，不论是在百老汇还是在《纽约时报》社内部，人们都对《纽约时报》的这一个评论家享有的过分权力非常担忧。正是克尔建议《纽约时报》应该有两位戏剧评论家——一位为平日版评论戏剧，另一位每周为星期天的戏剧版写一个综述。克尔希望人们从长远观点来看待戏剧，自愿承担星期天版的任务，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莱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个39岁的生气勃勃的矮个子英国人，尽管主要从事舞蹈评论达17年，但对戏剧也很有见地。巴恩斯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芭蕾舞和戏剧评论两项任务。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保留作为芭蕾舞评论家的职位，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既能看百老汇的第一场夜场，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场夜场，偶尔改变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样，出席百老汇戏剧公演前的最后彩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