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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选两天之后，你正要离开加利福尼亚，准备飞越全国，去往波士顿奔向下一项任务。在凌晨时分，你在洛杉矶机场给国内编辑打电话，告诉他你有一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闻要写，问他和洛杉矶分社有没有意见。他说可以。你在飞机上写了这篇报道，而当你在波士顿着陆，你就给洛杉矶分社打电话，核实几项细节；那里值班的助手没有表露出任何显示计划冲突的迹象，因此你从波士顿机场向纽约口述了这篇报道。当你一个小时之后到达旅馆时，你给国内组打电话询问你的稿件有没有问题，之后你被告知你的报道被留存，因为洛杉矶决定刊发一篇新闻分析，因此没有版面再刊发你的文章。你的抗议被否决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报纸既没有刊发那篇新闻分析，也没有刊发你的报道。你的报道最终两天之后刊发了出来，而那篇新闻分析一直都没有出现……

像华盛顿的许多记者一样，戴维·布罗德开始对克劳德·西顿不抱什么幻想了，不指望他能勇敢地面对牛栏和像阿贝·罗森塔尔那样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做派确实证明了纽约组显示出的顽固的派系偏见。但西顿好像既没有罗森塔尔的肆无忌惮，也没有他的主任权势。作为国内新闻主任，西顿管辖着全国几十个地区分社以及纽约的国内编辑组，这个编辑组既编辑地方报道，也编辑汤姆·威克的华盛顿分社提供的报道。当威克的人因文字编辑的编辑或删节，或因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斥责华盛顿的某篇报道采访不充分而生气时，他们通常通过克劳德·西顿来表达他们的解释或异议，但他们却经常感觉不到他有足够的同情心，或者即使他是同情的，他似乎也没有力量挡住来自丹尼尔办公室的，或来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办公桌的，或来自牛栏的持续不断的马后炮式的批评。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华盛顿分社由像阿瑟·克罗克或赖斯顿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来管理时，它习惯了迅速得到结果，而且一般是有利的结果。但在1966年，它感觉到的主要是受挫折。它认为西顿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华盛顿的记者有时大声质问：一度使西顿敢于抵抗“公牛”康纳和三K党的勇气和毅力都跑到哪儿去了。

西顿意识到了他在华盛顿方面和布罗德备忘录里的形象，他认为二者都是没有道理的。西顿毕竟要向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汇报，如果他们对威克和他的分社不高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西顿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布罗德的备忘录中对西顿的一个抱怨是，作为国内的政治记者，布罗德被剥夺了做记者工作的必要自由。布罗德的观点是，国内政治记者应该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州，只要他（和国内新闻主任）认为那里有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政治报道。这个记者应该负责这种政治报道，不受该州的地方分社的挑战。但这种自由流动的报道在报社里是很少的，仅限于赖斯顿和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如果允许不怎么有名的记者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永久驻扎在这些地区的那些分社的记者感到沮丧了。然而，在布罗德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后，丹尼尔在纽约没有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丹尼尔为什么请求他写这个备忘录的原因。《纽约时报》的一个政治记者辞职去了另一家报纸做政治记者，这样的事情不常有。而且另一家报纸是《华盛顿邮报》，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主要竞争者，这一事实也突出了布罗德辞职的意义，他很快成了威克分社一个烈士一样的角色，成了在纽约总部遭受挫折的象征。布罗德备忘录的复印本偷偷传出了分社，通过邮件散发给《纽约时报》在巴黎的人和其他驻外分社。西顿不知道丹尼尔把这份备忘录看得这么重要，越来越感觉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正受到来自华盛顿的怀疑，还有来自纽约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和他内心的压力迫使他去迎接有点不集中的挑战。他想公正地对待地方记者和华盛顿的人员，但有时觉得在华盛顿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不可救药地被过去的特权宠坏了。然而，他极力去容忍他们的批评，尽量待在纽约工作，对任何可以给国内组带来报道的事件或消息迅速做出反应。他允许他的西南分社社长马丁·沃尔德伦用几周时间调查林登·约翰逊总统越来越多的土地占有，记录这样的事实，即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购买新地，该州的道路建设就决不会落后。西顿还对他过去的优势报道即南方民权运动的日常活动保持警觉的眼光，他对一个接替他的记者罗伊·里德施加了特殊的压力。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密西比遭枪击后，纽约得到了有线传输过来的一张他俯卧在道路上的照片，西顿抓过照片，仔细进行査找，问道：“罗伊·里德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