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3/15页）

哈伯曼现在接受了这个现实，然而又想做出最后的尝试，提醒罗森塔尔注意他在城市学院为报社做的工作，写了许多独家报道和特写文章……罗森塔尔打断他的话说：“是的，这就是你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经支持你，书面表扬过你，你一两年后就能转正……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蠢驴，你让《纽约时报》看起来像头蠢驴……”

一阵沉默。接着罗森塔尔的声音柔和起来，他悲伤地解释说，《纽约时报》最不可侵犯的就是新闻栏目：人们应该能相信每一句话，决不容忍篡改。罗森塔尔进而说，如果哈伯曼得到宽恕，那么整个队伍包括年轻人和已经成名的记者的纪律，就会遭到破坏——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都会说：“但是，哈伯曼逃脱了惩罚。”

罗森塔尔停顿了一会儿，此时他换了另一种口气——对哈伯曼来说是乐观的，谈起《纽约时报》之外的事。罗森塔尔说，哈伯曼有才能，只要克服了这个错误为他带来的因难就可以下决心到别的地方取得成功。

罗森塔尔又用温和、同情的态度跟他谈了五分钟。然后两个人站起来握手。哈伯曼受到了震动，回到一个桌子旁用打字机写辞职书，罗森塔尔给了他这个选择，这样他就不是正式被解雇了。一个小时前，罗森塔尔跟克利夫顿·丹尼尔，还跟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人事专员理查德·D.伯里特讨论了这一点。他们全都同意，一旦哈伯曼把辞职书交来，就接受它。

写完辞职书，把它交上去后，哈伯曼意识到新闻编辑部里的其他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感到了处在温暖的聚光灯下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没有逗留。他迅速地把一些纸装进一个牛皮纸夹里，抱在自己的怀里，走出了新闻编辑部，经过走廊走向电梯。他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跑过来的阿瑟·盖尔布叫他的名字：“克莱德，等等。”

哈伯曼曾受那帮老卫士观点的影响，从不特别喜欢盖尔布。但现在盖尔布非常关心哈伯曼。他宽慰这个年轻人说：世界没有毁灭，前面还有更光明的日子。哈伯曼向他表示感谢，盖尔布的关心使他深受感动。

然后哈伯曼乘电梯下到一楼，他经过大厅里阿道夫·奥克斯严厉的塑像前没有停留，过旋转门时碰到一些朋友也没有停下来说话。他回到城市学院去上他的最后一学期课，在毕业之后为未来担忧。他在毕业后可以暂时为另一家报社工作，接着他或许要去军队服役两年。

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个“更正”，只有一段话。然而它证实了有些事情在《纽约时报》上是不允许做丝毫改变的。这段话是由克利夫顿·丹尼尔写的，原文如下：

在星期三的那期，《纽约时报》公布了提交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典礼的一个获奖名单，其中收入了一个“布雷特奖”。这样的奖项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记者开玩笑放进去的。《纽约时报》为发表这个虚构的奖项而感到惭愧。

尽管有偶尔的紧张和变化，但卡特利奇想要在新闻编辑部里恢复的活力却由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实现了，所有的追求、写作和加工改写工作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午后的纸牌比赛消失了。另一个结果是传统的道“晚安”的习惯没有了，因为罗森塔尔不关心他的记者何时来和何时去，只要他们拿出报道就行。第三个结果是，一度曾领先于纽约组的国内组和国际记者组，现在开始感觉到了紧张的压力和对头版版面的竞争。有些早晨，《纽约时报》的头版会刊登五六篇由纽约组提供的报道，而国内组和国际组每次只有三四篇。每天凌晨，报道交上去并被编辑或打印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等着版面设计单，看看牛栏为头版选了哪些报道，如果纽约组有四篇或五篇，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就会带着胜利的情绪离开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去看版前，罗森塔尔打电话给了一个下属的编辑，编辑告诉他最后有五篇报道登在了上面。但是罗森塔尔挂掉电话一段时间之后，下属编辑就收到了一个改动过的版面，上面显示了两篇来自纽约的报道被城外的最新新闻所替代。这名编辑感到很不安，拿着改动过的版面走到牛栏，并且说，“看，我已经告诉阿贝我们有五篇文章刊登在头版。”

“那，”一位牛栏编辑随口回答道，“你现在有三篇。”

“是的，”这位纽约的编辑迅速地回答，“阿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你说阿贝会对你发火吗？”

“这个，”这位编辑犹豫不决地说，“你也知道阿贝的为人。”

也许新闻编辑部里没有哪个人比克劳德·西顿更多地感觉到纽约组的压力了。西顿40岁，是国内新闻主任，这个主任工作不同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在打游击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他曾一个月离家20天，有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南方腹地旅行，采访民权运动。当时，因他的报道而引起了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他勇敢地面对伯明翰的头子“公牛”康纳的恶狗和麻烦，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个亲戚扔出了商店。作为对他的奖励，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顿于1964年回到了纽约，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担任了国内新闻主任。索尔兹伯里已被提拔为主编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