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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费希尔通过电子眼和无线电路来发射新闻的设想，准备在1962年底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实施，即“往西去啊”计划。这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投资和名声上的风险，但德赖富斯、布拉德福德和苏兹贝格夫妇批准了这个计划，这就行了。

至于1962年的特纳·卡特利奇，则在极力维护现状。尽管他不时发现奥维尔·德赖富斯相当冷淡，但他和这位新业主相处得很好。卡特利奇意识到，当德赖富斯有重要事情要讨论时，经常请教赖斯顿。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把赖斯顿当作家庭的一员，一个想象中的女婿，德赖富斯会尽可能地让赖斯顿高兴。当很有才能的拉萨尔·巴克尔开始厌倦报道，严肃考虑退出《纽约时报》去《巴尔的摩太阳报》当专栏作家时，赖斯顿予以了回绝。他和德赖富斯交换了意见，德赖富斯邀请巴克尔来纽约，开始为他提供一系列重要的海外采访任务。他先后为巴克尔提供了印度和罗马分社的职位，巴克尔无动于衷。当提到伦敦分社时，巴克尔有了兴趣，但克利夫顿·丹尼尔告诉德赖富斯，伦敦分社已经许诺给了当时正在波恩的悉尼·格鲁森。最终，德赖富斯提出了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为巴克尔增设一个专栏的建议，但约翰·奥凯斯不想要这个栏目。德赖富斯迫使奥凯斯给巴克尔一个当专栏作家的机会，占据了半个世纪以来为“时报话题”保留的版面。奥凯斯勉强同意了，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在1962年开办，叫作“观察家”。然而，当它第一次出现时，巴克尔的署名并没有放在上端。相反，奥凯斯把巴克尔的名字用小号字放在了底部。如果巴克尔失败的话，或者如果奥凯斯想用各种各样的撰稿人替换他的话，把他的名字抹去也可能不引起人们怀疑。但在巴克尔出了几个月的高质量的文章和讽刺作品之后，奥凯斯最终对他作为专栏作家给予了充分认可，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到了上面。

不像赖斯顿，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说不会亲自介入个别职员的个别事情。赖斯顿能够在他华盛顿的较小的队伍里当家长、当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问题太庞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这个人是卡特利奇极力管理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否则他是不会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权力集中到纽约，在1962年底他发布了一个公告，打算剥夺《纽约时报》海外分社最后的前哨基地。他决定让已经在欧洲的首都各据一方的三个分社社长轮换调防：把德鲁·米德尔顿从伦敦调到巴黎，把罗伯特·多蒂从巴黎调到罗马，把悉尼·格鲁森从波恩调到伦敦。

德鲁·米德尔顿对于这个公告很不满。他已经当了九年的伦敦分社社长了。他是一个亲英派，一个俱乐部会员，在报纸的圈子里他以“德鲁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作过，但伦敦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是在1939年作为一名美国年轻记者到伦敦的，是一个为美联社工作的25岁的体育记者。他像赖斯顿一样，从采访体育界的英雄史诗转向采访战争中的英雄史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尔顿的前线报道不仅赢得了新闻奖励，而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一枚勋章。部分由于他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友谊，苏兹贝格喜爱的城市也是伦敦，米德尔顿在1953年设法回到伦敦当了主任，挤掉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也想去伦敦，却被派到了波恩。现在米德尔顿又被命令去巴黎，对大多数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差使，但米德尔顿既不精通法语，也不喜欢法国人。不过他会去的，只是不会高兴。

罗伯特·C.多蒂在巴黎待了五年后被调到罗马，但他不同意。他和纽约之间很快通了一系列的热线电话，这已经成了新闻编辑部的话题。多蒂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文章写得漂亮，也满足于留下来永远当记者，拒绝去罗马取代日渐衰老的67岁的阿诺尔多·科特西“公爵”。科特西尽管不情愿，也是要退休的。多蒂的理由很私人。他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纽约时报》工作，在接手巴黎的分社之前，他在北非、中东和法国当记者，自愿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叙利亚和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之间追踪报道。卡特利奇现在可以因为多蒂拒绝去罗马而解雇他，他想不通竟有人拒绝去罗马，要不他就要让多蒂在《纽约时报》的生活成了不幸。但不管卡特利奇做什么，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不打算把多蒂赶到罗马。所以卡特利奇给他回电话，安排他回纽约总部，派米尔顿·布拉克去罗马替换科特西。

这次分社社长轮换中涉及的第三个人是悉尼·格鲁森，他很高兴去伦敦，为此卡特利奇很感激。这个差使让格鲁森又回到了他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刚当记者时去过的城市。他第一次去伦敦是在1943年，是为加拿大新闻社工作。他是一个在都柏林出生的活跃的年轻记者，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同一个上司打起来，导致他第二天辞去了加拿大新闻社的工作。于是格鲁森去找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克利夫顿·丹尼尔。他是在丹尼尔为美联社工作时认识他的——美联社在伦敦的分社当时和加拿大新闻社的分社同在路透社大楼的同一层。丹尼尔对《纽约时报》的分社社长谈了格鲁森的情况，1944年6月格鲁森加入了《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一周挣7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