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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62年，他挣的钱已经是这个数额的五倍，并且知道自己还会挣得更多，所以格鲁森期待着去伦敦，这个城市比起过去的四年他所在的波恩更适合他精致的口味。格鲁森不仅喜欢采访这个世界，而且还喜欢在这个世界生活、享受，只要有可能就在时髦的地方和时髦的人沉溺于奢侈。但这种明显轻薄的态度和他在墨西哥养了赛马的传闻、他对美酒的爱好、他对那位打听他秘密野心的女士的回答（“我喜欢成为完美的周末客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除了是第一流的记者，还有另一个野心。1962年格鲁森非常想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弗朗西斯·沃尔特和肯尼思·基廷已经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了一项特别提案，审理格鲁森的居住权请求。如果这个提案被通过，格鲁森马上就能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宣誓效忠。但这个提案正受到阻碍。他不知道谁在阻碍它，但他有一些怀疑——这是他藏在心里的想法，因为把它们表达出来会使他被指责为有偏执狂般的高傲。但他有时真的相信，这个提案受到阻碍是出于肯尼迪总统本人的命令。

只有对那些低估了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兴趣的人来说，这看起来才是荒谬的。肯尼迪有时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表明他对某些批判性的记者所感到的不愉快。1962年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肯尼迪总统对格鲁森发自波恩的报道是不满的。1961年春天，格鲁森把新政府对德国的政策描述为缺乏策略的，认为这一政策是企图让美国不要太依赖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和德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实行的话，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反应。肯尼迪被激怒了，对华盛顿的另一个记者抱怨说，他不能“理解一个犹太人竟为德国人说话”。格鲁森的其他报道也使总统感到窘迫。当罗伯特·F.肯尼迪访问巴黎，被介绍给《纽约时报》的罗伯特·多蒂时，有人旁听到肯尼迪评论道：“我希望他不要像那个杂种格鲁森。”

所以，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在波恩时，格鲁森和其他美国记者被美国大使馆官员邀请参加塞林杰的酒会，但格鲁森拒绝了，向邀请的主人显示出他对肯尼迪扣压他的公民权的怀疑——他承认自己是半信半疑的，然而又确信肯尼迪这号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塞林杰到达的那天晚上，格鲁森在家里接到了大使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塞林杰想去格鲁森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塞林杰的确这样做了。塞林杰嘲笑了格鲁森认为总统会做拖延这个提案通过的事情的想法，但他承诺第二天和总统通电话时说说这件事情。根据格鲁森后来从大使馆的朋友们那里听说的情况，塞林杰努力这样做了，很快这件事情在华盛顿引起了肯尼迪助手的密切关注。他们发现，使这个提案遇到障碍的不是白宫能影响的人，而可能是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手下的势力。这个密西西比人在1955年和1956年专门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和新闻界期间就显示出了对《纽约时报》的兴趣。把伊斯特兰在50年代同《纽约时报》的世仇同1962年伊斯特兰和格鲁森的关系联系起来，纯属猜测，不能证明伊斯特兰对拖延格鲁森的提案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他甚至不知道格鲁森是谁。但无论如何，格鲁森的提案很快松动了。1962年9月，它在两院很快通过了，悉尼·格鲁森成了一名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