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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此后的几天，奥克斯坐在他的桌子边发愣。信件在他面前堆得高高的，来自敌对报社的电报和社论展现在他面前，他无法相信这篇社论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许多信件攻击奥克斯本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犹太人，是一个和海外串通的国际主义者。米勒也感到迷惑，他迅速地征求了他在《纽约时报》外面的朋友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他总体上赞成米勒的社论，但也找到一些不当的用词。奥克斯的编辑们怂恿奥克斯多少表明自己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社论，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享受着米勒为《纽约时报》写的许多社论得到的公开赞扬和公开认可，现在有了辱骂而不是赞扬时，我也必须分担。”

然而，奥克斯的确安排了一次和威尔逊总统的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下会见。他解释了这篇社论是如何发表的，强调《纽约时报》在这场战争期间是如何始终爱国的和亲协约国的。豪斯表示理解，问题平稳地过去了，但同时奥克斯也为自己代表《纽约时报》道歉的方式感到恶心，当时他真的觉的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当他回到纽约后，他又对妻子谈起了退休。

现在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已经结婚了，在战后不久，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他宠爱的外甥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他姐姐埃达的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他在欧洲作为一个战斗军官的勇敢而获得多枚勋章——已经加入了《纽约时报》。奥克斯还给《纽约时报》引来了一个“执行经理”，一个叫作乔治·麦卡内尼的老朋友。麦卡内尼曾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内尼的责任并不是要使许多编辑包括范安达满意；在职责上麦卡内尼应集中注意报纸的最大成本的项目——获得纸张，因为纸张在战争期间是定量的。但很快就看得出来，麦卡内尼正在扩大他在《纽约时报》内部的利益，这也许是被奥克斯用来遏制其他人的。不久范安达给他在三层的下属们传话，可以不理睬麦卡内尼的问题。奥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没做什么反应。麦卡内尼应多少靠自己来克服困难。奥克斯向另一个朋友吐露，解释说麦卡内尼对报纸的首要作用应是形成一种“道德背景”，他虽然是一个不会掌管报纸的人——权力会留在奥克斯家族手里——但会是一个公司顾问和家族顾问，防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1918年12月，伊菲吉妮·奥克斯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纽约时报》工作，仍旧穿着他的靴子、靴刺以及其他当时作为炮兵的少尉在战地所穿的制服。奥克斯派苏兹贝格下楼去见麦卡内尼。接下来的一年，麦卡内尼帮助苏兹贝格在纽约的工厂以及《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特明纳尔大楼的纸厂实习。到1921年，苏兹贝格显然已经了解报纸业务了。乔治·麦卡内尼对范安达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而且他本人在《纽约时报》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便辞职了，后来成了纽约运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将来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是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继承奥克斯的最高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克斯本人把握不准他们哪一个会成为更好的业主。他们是很不相同的——苏兹贝格似乎更谦虚，更敏感，更谨慎，坚持传统；阿德勒，一个宽肩膀、胸肌发达的年轻人，留着一个小八字须，是咄咄逼人的和直率的。奥克斯喜欢阿德勒，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但对阿德勒能否忠诚地实现奥克斯计划的能力和愿望有些怀疑。奥克斯最终决定把他的接班人事情留给他的女儿和这两个人。他给每个人一票，让他们在他去世后选择他的接班人。只要他的女儿婚姻幸福，苏兹贝格的票数就会是两比一。

在过渡期间，奥克斯观察了这两个人的表现——苏兹贝格的责任首先是在编辑方面，阿德勒的义务在经营方面。奥克斯把伊菲吉妮当作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女士来培养，伊菲吉妮应该待在家里，生育孩子，她做这事相当迅速。1918年12月，她结婚13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玛丽安。1921年在奥克斯3月12日生日时，她有了第二个女儿鲁思，后来在1923年又有了第三个女儿朱迪思，最终于1926年有了一个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阿德勒在1922年娶了旧金山的巴巴拉·斯泰特海默，在1924年有了一个儿子小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又有了两个女儿巴巴拉和南希。到20世纪50年代，苏兹贝格和阿德勒的孩子们（只有朱迪思·苏兹贝格是个例外，成了一个医生）都为家族的事业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第四代的第一个成员也为《纽约时报》工作，他就是鲁思·苏兹贝格的第一个儿子斯蒂芬·阿瑟·奥克斯·戈尔登，一位19岁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