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九章 子夏和商瞿（第2/4页）

以上这一段，太史公司马迁狂赞春秋，认为所有人都要读《春秋》。

事实上，历代以来，《春秋》都是一本官场红宝书。

《春秋》与《左传》

因为子夏是孔子修《春秋》的头号助手，孔子因此让子夏主攻《春秋》。等到孔子去世之后，《春秋》就传给了子夏。

后来，子夏受魏文侯的邀请，前往魏国西河收徒教学，《春秋》是最主要的内容。

《春秋》之后，又有了三部专门讲述春秋历史的书，就是《左氏春秋》、《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这三部书，都是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写成的，不过，后两种主要是“释义”，也就是解释孔子的《春秋》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这样措辞等等，注释的含义更大。而《左氏春秋》不同，这本书主要是补充历史细节，使这段历史更详尽更饱满。因此，历史上，《左氏春秋》的地位远高于另外两部，阅读者也更多，对后代的影响也更大。

《左氏春秋》也就是俗称的《左传》。

后来所说的四书五经，《春秋》属于五经。而《左氏春秋》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即每一年的开头是“经”，也就是孔子《春秋》的内容；后面更加详尽的历史记述则是“传”，所以整部书称为《左传》。

《左传》的作者是谁？这历来是一个悬案。不过，本书给出的答案是：《左传》的作者就是子夏。

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代，《左传》的作者一直被认为是左丘明。左丘明是谁？古人臆断是鲁国太史，而唯一一段有关左丘明的历史记载在《论语》中：“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甜言蜜语、和颜悦色、毕恭毕敬地去讨好别人，左丘明认为这很可耻，我也这样认为；心中藏着怨恨，表面上却与别人很友好，左丘明认为很可耻，我也这样认为。

左丘明是谁？孔安国的说法是鲁国太史。其实，也有可能是子夏。不过这不重要，左丘明是不是子夏并不重要。

下面，我们来看看子夏是《左氏春秋》的作者的论证。

首先我们从“左氏”说起。

春秋时，卫国有地名为“左邑”，又叫“左丘”以及“左氏”，子夏的弟子吴起就是“卫左氏中人”，子夏很可能也是左氏或者左丘人。子夏晚年失明，司马迁写道“左丘失明，厥行《国语》”，说的应该就是子夏。

所以，左丘明就是子夏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失明，所以自称为左丘明。古人以地为名的情况非常多，譬如展禽，死后就被称为柳下惠。因此子夏可能在死后被弟子们称为左丘明，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看到光明。

至于《论语》上的左丘明，可能是鲁国太史，更可能是子夏。

《论语》原本就是弟子们在孔子死后若干年整理的孔子师徒的言论，因此，子夏被以左丘明的名字记载是有可能的。而关于左丘明的那两段话，恰恰是子夏的性格，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再想想看，孔子如果与鲁国太史谈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不大恰当。

下面，再来看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要写出《左氏春秋》，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只有子夏一个人具备。

第一，此人手中要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左传》中运用最多的史料来自鲁国和晋国，《春秋》的史料主要来自鲁国，作为孔子的第一助手，这些史料子夏是具备的；而晋国史料从哪里来？魏文侯以师礼待子夏，并且邀请他到魏国讲学，魏国占有原晋国首都，因此拥有晋国史料。即便魏国不拥有这些史料，当时三晋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好，子夏要从韩国或者赵国借阅这些史料也是轻而易举。相反，如果是鲁国太史左丘明，他如何能拿到晋国的史料？

第二，此人的《诗经》一定非常好——是《诗经》，而不是《诗》。因为孔子修订《诗经》，所以，如果不是孔子的弟子，不可能了解《诗经》。《左传》中大量运用《诗经》里的诗，都非常恰当，而内容又没有超出《诗经》。作者不仅《诗经》娴熟，而且一定是孔门弟子。而子夏恰恰是孔子学生中《诗经》方面的第一高手。如果是鲁国太师左丘明，即便他精通《诗》，他也不能在《左传》中把诗的使用控制在《诗经》的范围之内。

第三，此人与孔子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不仅仅是一般弟子那么简单。《左传》中大量引用孔子的评语，证明作者曾经跟随孔子修《春秋》。而子夏恰恰是孔子修《春秋》的头号助手，如果是鲁国太师左丘明，他如何知道孔子怎样评价各个历史事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