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第5/45页）

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

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

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

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

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

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

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

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

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

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

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

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