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第3/45页）

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

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

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

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

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

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

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

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

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

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

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

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

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

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

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

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

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

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