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第4/13页）

但是当时发生的各种状况，却在促使着卡斯特罗的运动一直往共产主义方向走。从那些倾向于拿起枪杆子打游击的人开始，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性社会革命理论，到麦卡锡参议员在美国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间，都使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起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较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战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权讨厌美国——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对美方投资造成威胁，保证可以得到美国头号大敌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罗经常在数百万民众前独白式的治理作风，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连任何一个小国或革命也不能长久。即使是民粹主义，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组织；而共产党则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并可以提供给他这种组织的团体。双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结为一体。不过，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罗发现古巴必须走社会主义路线，自己也得变成共产党之前（但是他这个共产党，自有其别具一格的风格），美国便已经决定把他当作共产党来处置，中央情报局被授命进行推翻他的任务。1961年中央情报局策动古巴流亡人士进攻猪湾（the Bay of Pigs）失败，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古巴便在美国最南端小岛基韦斯特（Key West）的百余公里外存活下来，并在美国封锁之下，对苏联的依赖日深。

当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10年之后，再也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也只有这场革命，为游击战做了最佳宣传。古巴革命里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学生出身的年轻领袖，贡献出他们青春岁月的慷慨无私——年纪最长者也仅过而立之年。一个快乐喜气的民族，在一个热带的旅游天堂，带着伦巴韵律的脉动气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为，可以被举世的左派人士欢呼。

事实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欢呼的是批评莫斯科的人。长久以来，这些人对苏联决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第一优先的政策极为不满。卡斯特罗的榜样，激励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战派的知识分子。这片大陆，一向充满了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以英勇无私为荣，更爱展现英雄作风的热血人物。一段时间过去，古巴开始鼓动南美大陆上的叛变行动，格瓦拉更不断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头号斗士，大力主张应该制造出“两个、三个、更多的越南”来。至于思想方面，则有一位年轻聪颖的法国左派（舍此其谁？）提供了合用的理论。他整理出一套理论，即在一个革命成熟的大陆上，唯一所缺的，就是将小队武装送入山区，据山为营，形成群众解放斗争的“中心焦点”（focus），便能水到渠成（Debray，1965）。

于是这股游击风遂席卷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热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纷纷在卡斯特罗、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发动了他们的游击战争。可是只有在中美洲及哥伦比亚，由于当地拥有农民支持武装斗争的基础是为例外之外，这些游击武装都同遭立即覆灭的下场，只遗下无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尸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于玻利维亚，以及另一名与他同样英气勃发、教士出身的叛军领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伦比亚。这项战略的策划效果实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条件得当，在这些国家进行持久并有效果的游击战其实不无可能。1964年以来，具有正式共产党身份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Armed Forces of the Columbian Revolution，FARC）一直延续至今，其活动到本书写作时仍在进行就是证明。80年代在秘鲁兴起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道路运动”，则是另一例证。

然而，虽然农民也走上了游击之路，游击战本身却绝非一个农民运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游击运动进入第三世界的乡间，主要是年轻知识分子的作为，而这些年轻人的来源，先为本国已有身家基础的中产阶级，随后又有一批农村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女为新鲜血液（男性为主，女性较少）。日后当游击战由内陆的农村转到都市，例如60年代后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例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及欧洲），[2] 其成员也不外以上两种来源。事后的发展显示，在都市里，游击队反而比农村容易行动，因为前者（多为中产阶级）无须借助其他力量。这些“都市游击队”或“恐怖分子团体”发现，在都市中可以达到更震撼的宣传效果，杀伤力也更为惊人——例如1973年佛朗哥元帅指定继承人海军上将布兰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离运动组织巴斯克自由党所为；以及意大利总理莫罗（Aldo Moro）于1978年被刺，是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所为——而这些攻击行动的能力，更是不在话下。总之，在都市进行游击战，战果比在本国乡间推动革命辉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