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2/13页）
就某些极端的例子而言，甚至连核心家庭名义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时，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单身妇女支撑门户，70%的黑人儿童，由单身母亲生养。相较于之前的数字，核心家庭大为减少。如1940年，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只有11.3%是由单身母亲主持，甚至在城市里也只占12.4%（Franklin 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只有33%而已（New York Times，1992年5月10日）。
公众对性行为、性伴侣及生殖关系观念的巨大改变，与家庭危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方面的变化，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两者中的重大转变，都有确定的年代可考，并与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变动相始相生。从正式的改变看，这是一个两性关系大解放的年代，不论是异性关系（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过去一向比男性少许多），还是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各种形式非传统性关系，都大大地解脱了桎梏。英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行为，于60年代下半期开始，不再构成犯罪理由，比美国稍迟几年——伊利诺伊州是美国最先对鸡奸解禁的一州，于1961年判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于1970年宣布离婚为合法，并于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认定。1971年，避孕药物及生育控制资料在意大利开始合法销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时期以来一直残存的旧法律。最后，1978年堕胎正式变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确认。
随着法律限制日益减少，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为，如今实行起来自然更为方便，获得的宣传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与日益松弛的性关系之间，与其说前者使后者放宽限制，不如说后者追认这股新氛围的存在。1950年时，只有1%的英国妇女曾于婚前与未来的丈夫同居过一段时间，8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跃升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论多少，未婚夫妻同居与否，都跟当时的立法没有任何关系。以往三令五申视为禁忌的行为，现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许可，同时也为风俗道德并邻里议论所接受。
种种潮流，当然并未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动。虽说凡在准许离婚的国家，其数字都有上升（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为，在各国都具有同样意义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国家却特别地不稳定。80年代，凡罗马天主教会的（非共产党）国家，婚姻关系均比较稳定。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离婚率，甚至连拉丁美洲在内，都较一般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诩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对夫妇中，也仅有一对离婚；后者更低，为33∶1（不过古巴更低，为40∶1）。此外尚有亚洲的韩国，以其经济发展之速而言，婚姻观念可说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离婚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比起随时准备离婚的英美两国男女，更有天壤之别。即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离婚数字高低也依国情不同，不过一般均比资本主义国家为低。其中只有苏联与众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苏联人民急于打破其结婚誓约的心理，仅次于美国（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国变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是同一种变化，却能跨越国界普遍渗透“现代化”世界的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惊人的现象，莫过于全球的大众通俗文化，或更确定一点，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现的面貌类似精神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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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那么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显示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25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Tanner，1962，p.153）。60年代和70年代最惊人的政治现象，就是这一年龄层的社会总动员。在政治意味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国家，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基本上是摇滚音乐，全部被14岁至25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种对正统文化持异议的人士期待的政治激进活动，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他们向下排除儿童，甚至连青年期也一概排除（对他们来说，青年期之意，即意味着还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