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

1860年9月下旬，从北京刑部大牢不时传出歌声，仔细一听，唱的是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唱歌的人叫巴夏礼，英国人，9月18日傍晚，他被清兵押送至狱。与他一同被捕的，有亨利·洛奇，是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二人分监收押，不能知道对方的生死，于是，巴夏礼高唱国歌，若听到应和，则知洛奇仍然活着。吾人看红色电影，知道革命先烈曾在反动派的监狱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联络、互勉的工具，可想不到数十年前早有外国侵略者在封建王朝的监狱运用同一桥段。

当时，巴夏礼已是赫赫有名的“夷酋”，尽管他的职务不过是额尔金的秘书。早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14岁的巴夏礼出现在签约会场，作为驻华公使璞鼎查中文秘书马儒翰的助手，被“非常正式地介绍给（大清）帝国的代表团”。1857年，英法联军攻克广州—此役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即由巴夏礼策划—建立傀儡政府，由英、法“三人委员会”监管，而巴夏礼是委员会的主脑。两广总督黄宗汉—并不能进入广州行使职权，可称“流亡总督”—曾悬赏三万两银子，购取巴夏礼的首级。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以武力胁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身在广州的巴夏礼认为英国过于“软弱”，对于未能让清廷同意在北京开办使馆及英国外交官入宫觐见皇帝，感到遗憾。

1860年春末，英法联军以清廷未能履约为词，再次发难，巴夏礼索性放弃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之职，“投笔从戎”，以额尔金私人随员的身份随军北上。这年8月24日，天津沦陷，联军照广州模式，在天津实行“军管”，命清方官员留任处理日常事务，巴夏礼再次受命，负责监管这些官员。不过，与广州长达三年的“托管”不同，英、法对占据天津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去北京换约。所谓换约，是指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44）规定，签约十二年之后，缔约方可就“所有贸易、海口各款”，重新谈判，及至谈妥，则交换协议文本。表面上看，不过是两国商谈，交换公文，而实质则是列强借机扩张权益。然而，清廷并不特别在意通商、赔款、税收、外国人管辖权等方面的权益损失，而对各国开办驻京使馆及外使面见皇帝的“虚文”，却坚执己见，不愿让步。

巴夏礼与威妥玛（额尔金秘书）会见直隶总督恒福，提出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增加战争赔款，并要求清廷同意巴夏礼率十数人入京为换约做准备。如前所述，通商赔款，清文宗没啥意见，但对夷人率军入京换约及巴夏礼先期入城，则谕令禁止。既已兵临城下，联军哪会听劝，9月9日，开拔向北京进军。文宗怕了，16日，遣恭王与巴夏礼、威妥玛会谈，原则上同意英法代表各带四百人的部队入京换约。只是，次日，巴夏礼与怡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商量入京细节，巴夏礼坚持英法公使向皇帝亲递国书，清方代表未获授权，断然不肯接受。又谈崩了。难道继续上演进兵—谈判—进兵的戏码？双方都没这个耐心。

18日，巴夏礼依约去访载垣，进行最后谈判。孰料，在张家湾遇到清军总司令僧格林沁，竟被捉了。这可不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由最高层授意的。清廷认为，巴夏礼在洋人中，“情辞尤为桀骜”—近代以来，越是所谓“中国通”，对中国出招越刁钻、下手越狠毒，这个道理不深奥，稍稍一想，即可明白。巴夏礼就是这类“中国通”的杰出代表，说他“尤为桀骜”，没错。错的是，清方误以为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抓他做人质，“该夷兵心必乱”。

于是，当巴夏礼在僧格林沁马前被推倒跪下，挣扎着表明身份，抗议清军不该粗暴对待和谈代表时，僧格林沁不耐烦地打断他，问，昨日会面，为何你不好好谈，非要坚持面见皇帝，破坏和议？巴夏礼深感无奈，答，我一切奉命而行，并无撤销谈判条款的权力。僧格林沁怒曰：本王耳闻汝名久矣，别以为不知道你的能量，正是你鼓噪，你军才悍然进攻，速速为我写信，劝他们停战，不然饶不了你。巴夏礼鼓起勇气，拒绝讹诈，答，真不骗你，不管我写什么，我军都不会停战。僧格林沁慌了，说，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随即将他装入囚车，送往刑部大牢，并在当晚对他实施了刑讯。巴夏礼固然是殖民帝国主义的走狗，可同时也是条汉子，他未屈服于暴力。

次日，威妥玛通知清军，所有被俘英法人员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否则联军立马进攻北京。清廷这下知道误判了形势。22日，将巴夏礼从关押刑事犯的大牢移至专为高级官员准备的小牢房，并于当天及26、28日，遣前任粤海关监督，也是巴夏礼老相识的恒祺，去做思想工作。29日，又将巴夏礼从监狱迁至一处祠堂，沐浴更衣，好吃好喝伺候着。然而，联军软硬不吃，陆续发来强硬的信息。10月3日，威妥玛致书巴夏礼，请他向清方转达：如果囚犯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就把北京城从一边烧到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