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行走在广州

“细路仔”与“鬼佬”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七日，是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来到广州的第二天。早餐后，他漫步广州街头，忐忑不安，“生怕有个什么不怀好意的fuh-kee（按，即粤语‘伙计’之音译），会在我背后琢磨着要给我这个孤孤单单在他们的大街上游逛的fan kuei（按，即粤语‘番鬼’之音译）猛地来上一拳”。幸运的是，没有广州人冲上来攻击他这位“外宾”—除了一个“细路仔”突然对他叫了一声“鬼佬”。赫德观察到“近旁的年长的人们立即对细路仔投以责备的眼色”，从而觉得，行走在广州还算安全。

赫德是英国海外殖民的代理人，也是为清廷尽心服务的“客卿”。自咸丰九年（1859年）任粤海关副税务司，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离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他为清廷理财达五十年之久。英国皇室表彰他在海外殖民的功勋，授予他从男爵（Baronet）的荣誉，清廷也因他在财政上的贡献，在其逝世后追封为太子太保。当他在广州街头行走生恐被人袭击，其时尚未在海关任职，而是以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助理翻译身份，初来广州，冀望为自己的职场生涯开创一个新局面。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s, 1907—1991）主持赫德日记的整理工作，他对赫德来广州以前的生活进行了敏感与可信的评论。他首先判断，赫德在年未弱冠时误交损友，“犯下一种堕落行为”，并因此“得了某种（惩罚性）疾病”。然后，当赫德在宁波，遵照彼时来华西人的“老规范”—“西方人在中国所过的高等生活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享有中国女人。这种女人实际上是一种会走路的商品，任何外国商人照例可以通过他的（中国）买办买来”—花钱买了一位姚氏女子（赫德日记称为“阿姚”），她为赫德生下二子一女。再后，赫德在广州抛弃了姚氏（分手费为一百二十五洋元），与另一位中国情人阿依（Ayi）结为露水夫妻。费正清认为，赫德虽然抛弃了姚氏，但是，仍可“推断，使他永远留在中国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和阿姚的一番经历；他一生成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发生在中国”。窃谓，费正清或许浪漫主义过了头，深受“才子佳人”的封建思想毒害，才如此下笔。因为，根据他整理的赫德日记，我们不难发现，赫德在广州所受“恐怖袭击”的经验以及他最终被任命为粤海关副税务司的事实，对于塑造他的人格更有效力。让我们检讨赫德在广州的经历，看一看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少年是如何适应南中国的波谲云诡，以及如何通过这段经历趋于“成熟”。

译员赫德眼里的高官

广州被占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然而，占领军一出广州，即有受到民兵攻击的危险。尽可能待在城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由此而言，广州也是一座围城。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六日，赫德进入围城。当晚，“广州总督”巴夏礼为他设宴接风。巴夏礼“身材中等，面容白皙而微微偏黄，淡黄色的头发，留着沙色柔润的小胡子，真是仪表堂堂”“但是，他的鼻子和嘴部却使人感到他的行为有些神经质，而不具有一种决断的性格”。这是巴夏礼留给赫德的第一印象。

无疑，赫德的观察是准确的。巴夏礼极具办事能力，但性格暴躁，不时会做出一些失常的举动。譬如，与联军紧密合作的中方人员，除了柏贵、穆克德讷与蔡振武，就数怡和行的伍崇曜了，巴夏礼却在一次会议上狠狠抽了伍崇曜的耳光。这不仅令柏贵诸人有兔死狐悲之感，也让包括赫德在内的外邦人士深感遗憾。

随后，赫德见到了巡抚与将军。将军穆克德讷“是个大汉，身高几近六英尺，年约六十岁，胖得出奇，几乎无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位，似乎主要是由于他拥有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材，而不是其他什么德行”，“他是个最无关紧要的人物”。二月十八日，穆克德讷对联军两位司令官进行“礼节性拜访”，会见完毕，赫德请他摄影留念，“鞑靼将军和他的扈从们看到照相机，似乎有些怀疑，但他还是勇敢地坐在那里，尽量做出庄重的样子”。

巡抚柏贵“自幼在首都生活，言谈举止皆合乎宫廷中的礼仪规范”，“为人精明强干，外貌坚强果断”，“一见而知，他在任何方面都比那位武职官员（穆克德讷）高超得多”。只是，在赫德看来，柏贵仍不够“精明”，至少，他不擅说谎，偶一尝试，立即为人识破。

三月十五日下午，赫德作为柯露辉与马殿邦两位委员的翻译，随同拜访柏贵。柏贵提出，他想出城拜谒新到不久的钦差黄宗汉，越快越好。为了强调尽早会晤的重要性，柏贵透露了广东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情形。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与他为敌”“对他毫不尊重，完全无视他现在是钦命署理广东巡抚”，甚至番禺、南海两县的知县也不尊重他，未经请示，便擅离治所，去花县联络“乱党”—是的，柏贵此时不得不称义军为乱党。柏贵深恐这些人与钦差见了面，会说动钦差“参加反英与反柏贵集团”，因此他不得不“棋先一着”，尽快向钦差“陈情”，希望能将钦差拉到“中外和好”阵营这一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