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违制 老公非礼

端王载漪（1856—1922）在近代史知名，大约是因为他在义和团战争期间的表现。前此，载漪协助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政变，皆不满意于光绪皇帝，遂立了一个大阿哥，企图废掉皇帝，而载漪正是大阿哥的父亲。但是，包括各国外交官在内的中外政治力量大多反对，至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两江总督刘坤一语）的严谏。对此，载漪大觉恼怒。恰逢其时，华北地区的拳民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载漪火上浇油，煽动风潮，欲借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倒皇帝，竟然不仅引拳民入京，甚而亲率拳民入宫，说要查验“二毛子”，显有弑君之心。其后，力主杀掉反对利用义和团的五大臣，建议太后向万国宣战，终于搅得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停战后，载漪被各国外交官认作鼓动暴乱的“祸首”，指名严惩，差点儿被砍头，后改流放新疆，卒于兰州。

当时有识见的中国人亦皆不以载漪为然，除了严正谴责，还会编派几句闲话。譬如黄浚（1891—1937），虽然后来做汉奸被枪决，但说他有见识，应无问题。就说，清代制度规定，凡在国丧（帝后之丧）百日内，皇亲国戚不许过性生活。然而过没过性生活，不便查验，只能从生子的人家找出犯规者，一旦倒推时日，发现“受胎适在丧期”“则命名必加犬旁，暗示其父母有兽欲”。而爱新觉罗·载漪之漪字，即是父母违制后所得的耻辱标志。当然，载漪得名的原因，是否真如所述，黄浚并不能确定，姑妄听之可也（《花随人圣盦摭忆》）。

在皇室称国丧，在仕宦平民之家则是家丧，家丧期间禁止同房的规定也很严格，至有闹出人命的。

如袭侯李国杰（1881—1939），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连丁祖（李鸿章）、父（经述）之忧，其妻却在丧期有了身孕，李母治家甚严，国杰不敢禀告，只能央请夫人堕胎，夫人无奈，勉从其请，孰料竟因此发病而丧了命。

又如王照（1859—1933），是晚清著名政治反对派，也是近代汉语拼音化的吹鼓手。他与两个兄弟住在一起，某年丁忧，他的弟妇有了身孕，王照十分愤怒，大骂其弟不孝，禽兽不如，其弟自知理亏，不敢回嘴。不料过了一阵，王照的老婆也怀上了，其弟虽能保守“兄友弟恭”的古训，没有回骂他哥，但也常常怒形于色。王照每日活在兄弟讥讽的眼光中，恼羞成怒，竟然迁过于夫人，将她暴打了一通，而夫人没扛住，不久，亦竟因此发病而丧了命（《李宗侗自传》）。

父母违制，却给儿子安个坏名；老公非礼，却让老婆受苦受罪，以至于受死。孝道丧礼或有它的好处，但赏罚如此不公，未免让人怀疑“圣人制礼”的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