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外那个走衰运的李老板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两宫太后结束垂帘听政，归政于穆宗，穆宗“大孝养志”，要为退休的太后安排一处游观之所，于是，八月下诏，命修复圆明园。

其时，国用不足，除官员捐款外，工程费用着内务府自筹。内务府在嘉庆、道光时期，年收入约百万，赤字犹在二十万上下；咸丰、同治间，则以内战，收入骤降至三十万，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修复圆明园？然而，内务府中人，不怕手里没钱，只怕上面没项目。

李光昭（1822—1874），广东嘉应人，据他自己说，曾在安徽捐了知府，可直到他死，这份捐照也没人见过。他终究是个商人，只要钱货两清，且不捉将官里去，不会有谁顶真要看他的委任状。光昭中年离乡，在湖北汉阳讨生活，他说在那儿做木材生意，后经湖北方面调查，其实他是房产中介，且“盘踞扰害”，算是今语所谓无良中介。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地产生意日见萧条，光昭乃移师北京，开了装修公司。

及至听说要修圆明园，他联络内务府，请求合作。内务府派营造司笔帖式成麟与他谈，光昭说，兄弟我出十万两银子买木料，您做点儿浮账，拿去宫里，报销可值三十万；回头给我补个缺就成，您也铁定升官。成麟说，开什么玩笑！你个小包工头，哪儿来十万？光昭说，这您别操心，就说干不干？成麟素来想办成一桩大事，作为进身之阶。面前这位李老板，相处已有半年光景，平日听他谈起广州、汉口的商界风云，令人钦羡不已，粤、汉皆是国内一流商埠，能在那里打拼，终究不是一般人，兴许这事竟能成呢？这么一想，开了窍，回去向长官报告。报告时，添油加醋说一通，不问可知。堂官听成麟这么一说，亦觉靠谱。即算真遇上骗子，终究不用府里往外掏钱，何伤大雅？乃命成麟转达光昭，速速起草合作协议，于是，十一月初，光昭“谨禀”内务府大臣，“情愿报效修圆明园木料”。

据前揭履历，光昭决无十万巨款，他唱的哪一出？原来，禀文有这么一段：光昭前往四川、湖北、浙江、广东诸省收购木料，请“（政府）派员同运，通饬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并“颁发字样，雕刻关防，以便备文报运”。紧要字眼，一是“免税”，一是“关防”。中央政府基建项目的原材料采购享受免（商业）税、免（路桥）费的待遇，易于理解，往里塞些私货，搞搞走私，也是常情。不过这是小钱，十万两仍然没有着落。“关防”者，官印也，这才是生财的法门。事后我们知道，光昭刻的关防，上书“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与外商签合同，甲方一栏写的竟是“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国皇帝”字样。试问，内务府（相当于今日部级单位）派员随同，怀里揣着圣旨与部长签发的批文，包里装着奉旨督办的官印，开口就是吾乃钦差大臣，周游全国，做点儿买卖，还能赚不到十万两银子？业已21世纪，吾人犹经常读到冒充高干骗财骗色的新闻，何况信息不灵、交通不便、政治运作更不透明的晚清。这就是光昭的如意算盘。

内务府将光昭“情愿报效”的好人好事向皇帝转奏，上谕从之，并遣成麟偕往。二人先去湖北，打听了四川的行情，发现原木出川运京，费时费力费钱，只好作罢。二人旋又去了福州。闽地不产佳木，去做啥？内需拉动不了，去沿海做外贸呗。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法国商人播威利，从东南亚贩运木料来华销售，不意遇见李钦差采办园工，倩人验明公文，确有其事，大喜，遂与光昭谈业务。光昭款款而谈，谈了几天，只不说付现款。播威利想，终归是皇室工程，货到付款，可以接受。于是，双方议定，三万五千尺木料，价值五万四千二百五十两，运到天津再付款，为表诚意，光昭给了十两的定金。

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成麟向内务府虚报，外洋木料价值三十万，按照工本、报销是1∶3的比例，内务府可向朝廷申报至九十万，除了原定三十万的报效不必算钱，尚有六十万，则应计入工程款，从内务府支领。领出这六十万，以五万余两给付外商货款，剩下的五十多万，则上至主管工程的内务府大臣、堂郎中，下至有关的郎中、主事、笔帖式，皆能从中分润。光昭从旁，亦要分一杯羹。一旦竣工，诸位还有升官的指望。五万的货物以九十万报销。

可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出事了。光昭此前从未做过木料生意，不识货！而且，他一生贫苦，即使乡间大屋，也只见过而没住过，又何能揣想御园宫殿所用木料的雄伟，以致所定木料，全“不合柁梁檩柱之用”，只“宜配修海防炮架等项”。六月，洋船抵津，皇帝有旨，着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赶紧解京。鸿章往港口一看，哪来的乔木！只见两个衰人，一船劣植。光昭衰，从北京来验货的技术员拒绝验收，愤而回京，撇下他，独自应付洋商的索赔；播威利衰，收了十两银子，将木料辛苦从福州拉到天津，竟然一文钱也收不到。鸿章没办法，只得将本土衰人收监，讯明真相，请朝廷定夺；对外洋衰人，好言相劝，终以天津机器局的名义，“权宜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