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乐道人”与地行仙

清文宗是少年天子，登基时，励精图治，颇有澄清天下之志。某日深夜，想到自己为国家与民族操碎了心，然而国势军情毫无改良的希望，不禁失声痛哭。而至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了圆明园，太平天国犹踞金陵，半壁江山换了主人，“天下几无一片干净土”，他就从“忧勤”转为“倦勤”，悄悄做了放弃的打算，开始纵情声色，不理朝政，并在行宫自称“且乐道人”（龙绂瑞《武溪杂忆录》，谓“闻之王湘绮先生云”。按，王闿运与当时权臣肃顺亲近，听到宫闱秘史，极有可能）。

不过，即在初登大宝之年，他已萌生了好名畏死之心。

皇帝之名必须避讳，故明清皇帝取名多用生僻字，不愿因避皇帝之讳而大肆更变常用的语言文字。文宗名奕，字不是常用字，避书此字，并不会引致日常生活太不方便，也不会造成改刊改刻的大浪费。孰知文宗不但要避字，还要求避同音的注字。这可好，不能注意，不能注目，也不能发帖注水了。而“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则也要“改为行礼礼节”了。以此，曾国藩谏言，乃谓“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

禁止他人乱写，文宗自己却大写特写，刚上位，就要出版御制诗文集。尽管皇帝天纵英明，勤政之暇，也要作文赋诗，体现“好古之美德”，可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真要这么着急吗？于是，曾国藩特地黑了他一道，云：“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文宗虽是少年，毕竟受过帝王专业的教育，知道国藩说他并不是没有道理，只好示以大度优容，记下这笔，日后算账。三年后，国藩组建湘军，君臣奏答，文宗逮住机会便痛骂了国藩几次，或可视作迟到的报复，唯非本文主题，请勿赘述。

而所谓畏死之心，则见于修筑定陵一事。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三日，文宗面谕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与内务府大臣基溥，命他们着手“相度万年吉地”。预先为自己挖坑，固然是帝王家的一件大事，可是二十一岁的皇帝，在南方乱象已彰的局面下，仍然对此过于上心，是不是有亏帝德？次日，他又找来承办万年吉地的三位大臣，说，江西巡抚陆应谷“于地理之学，素所讲求”“本日已明降谕旨，令该抚来京陛见。陆应谷接奉此旨，交卸后即行来京”。并命陆应谷启程之前，在江西访求一两位“精晓堪舆”的绅民，“带同进京，以资商酌”（《文宗实录》）。

应谷从伯父学习堪舆，富有经验，又能读书（翰林），通晓理论，遂于道光末年撰《地理或问》。这是一本问答体的“卜葬”科普著作，风行海内，以致皇帝都知道他有这门特长，特诏进京，主持千秋大业。然而应谷知道自己并非真能坐言起行的大师，为帝陵择址这种大事，得请真正的行家才行。他从江西带去了比自己更通晓堪舆的彭定澜。

彭定澜（1795—1866），字盈川，号恬舫，江西乐平人，道光五年（1825年）举人，时任弋阳县教谕。他赴京后，花了一年多时间，为文宗选定河北遵化平安峪，开工兴建，这就是未来的定陵。咸丰三年（1853年），定澜从首都回籍，办理团练（已升候补知县）。五年，经督办皖南军务的前江西巡抚张芾奏调，定澜赴徽州军营出力，不久，升任安庆府同知，尝署池州知府。县教谕是八品官，若无特别机会，往往终身不得进一阶。定澜因有勘测阴宅的本事，数年间升至从四品的知府，居然成了高级干部（按，彭氏卒年与履历，据李鸿章《为彭定澜请恤片》，生年据一档案馆藏咸丰二年三月召见档，1987年《乐平县志》所载生卒年皆误）。

或亦因为勘定帝陵的名气，定澜所经之处，大员皆乐与酬答。引荐他见皇帝的陆应谷，奏调他到安徽军中的张芾，再次推举他为皇帝妃嫔择地的大学士彭蕴章，以及赋诗赠别的大理寺少卿王拯（《赠彭恬舫太守定澜岀都，彭君时为当事保相吉地事竣》，中有“珠履未归天监籍，青囊元是地行仙”之句），莫非当时的名臣，甚至两江总督曾国藩，素来秉持家训，不信地仙，听说定澜来安徽候补，也特地请他到办公室，“与之久谈”，而且根据自修的相法，判断他“面貌类有道之士”（同治元年四月廿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