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与配角

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四万人，湘军鲍超率四千人，在湖北黄梅县意生寺大战一场。此战胜负，关系重大。太平军胜，则湘军不能继续围攻九江，武昌亦岌岌可危，而克复南京的远景将渺不可见。

太平军筑起数座高垒以困霆营，最巨者五。鲍超将全军分作五队，自领一队，先请其他四位队长“各自指攻一垒”，己则“指当中一最大坚垒”，开始冲锋。所谓“垒”，就是碉堡，中容数十至数百人不等，或二层或三层，高自二丈至四丈不等，垒壁开设枪洞炮穴，墙头则向外抛掷火包、灰罐、石块、喷筒等物。战斗打响后，其他四队“十荡十决，骤不得手”，而“伤亡渐众，几不能支”。攻垒至于“几不能支”是个什么景况？即谓黄继光不出，则将全军尽墨也。霆军无黄继光，唯有一余大胜，自请“由贼墙炮穴梯肩而入”。要完成这套战术动作，十分艰难。大胜须闪躲炮火，扒近垒壁，然后踩着战友肩膀攀援至炮眼附近，迅捷钻滚扑入，起身即与敌兵展开肉搏，忙中偷闲，还得向外扔出绳索，供战友攀援。大胜不愧为大胜，“鼓勇先登”，一击得手。鲍超当即“率十余壮士继之”，攻入垒内，斩敌数十名。许是这些人如天兵天将一般的气势震慑了守军，“余贼不敢格斗，悉奔聚垒心，拥护贼酋”。登垒人员越来越多，鲍超却让他们不着急围攻垒心，而将数十杆军旗—霆军旗帜无字，上面只绣三个黑圆，太平军称为“鲍膏旗”（赵增禹《书鲍忠壮公轶事》）—沿着垒边“环而树之”。其时，“垒心贼尚数百人，皆瞠视不敢也”。树旗毕，霆军这才掉转头来逼近垒心，守军魂飞丧胆，始四散而逃。其他四队苦战欲竭之际，陡然望见大垒之上黑旗飘动，便知主将业已克敌，“一时愧愤所激”，信心大增，“各殊死战”，亦将各队负责之垒先后攻破。五座大垒被破，太平军防线大乱，于是，小奔引发大奔，一溃激成全溃。玉成在黄腊山上指挥所里，亲见四万围军被不足四千之敌军冲溃，不禁黯然神伤，“只身逃去”。

仗打完了，留下一件公案。因为当日与霆营同驻一处的多隆阿，亦为名将，何以在这场大战中不见踪影？

上述战况，取材于陈昌《霆军纪略》。此书纪事止于光绪七年（1881年），刊于光绪八年（1882年），时鲍超犹健在。书中记事，系陈昌在夔州鲍府当面采访得来。其书谓战前多隆阿怯于敌势，不拟强攻，鲍超则自愿留守作战，并请多隆阿率马队围观，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若然，多隆阿的表现，确属不堪。

如有可能，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1875年）］，雷氏且曾参与此役。孰料展卷大惊：意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只说：“将军（都兴阿）恐，下令欲退军。乃乞援于围攻九江之湘军及长江水师，一战歼焉，所有战垒百余座悉数削平，仍将黄梅克复，楚省二次肃清。”此谓全军龟守待援，解围之功全归于九江围师，竟无一字提到意生寺之战。

胡林翼是多、鲍二人的领导，看看他的报告：

“都兴阿于七月初一日四更，派翼长多隆阿督马队、副将鲍超率步队，分五路进攻黄腊山等处贼巢。贼见我军遽至，亦分股漫山遍野齐出抗拒，鏖战数时之久。多隆阿侦知贼以怯懦老幼之贼守垒，而伏捍贼于村落以截我军，遂商令鲍超分兵绕攻贼垒之后，多隆阿派马队直冲村落。伏贼尽起，势甚凶悍，兵勇正在血战，经多隆阿跃马舞刀，挥队继进，兵勇枪箭齐施，殪其悍贼数十名，贼始败窜。维时鲍超即率勇追杀，分攻贼垒，施放喷筒、火箭延烧贼营，四面火起，群贼狂奔。我军会合痛剿，贼尸遍野。”

首先，他不似雷正绾，对此次大战视若无睹，而是说七月初一这天，“鏖战数时之久”。其次，他不似陈昌，说多隆阿袖手旁观，而是说多隆阿“跃马舞刀”参加了战斗。再次，“分攻贼垒”之责由霆军担任，多隆阿无与焉；此则与陈昌所述相同，唯无鲍超对多隆阿说“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的嘱咐，而加上了多隆阿“侦知”敌情后“商令”鲍超攻垒的情节。

若不读陈、雷二书，但泛览此折，读者很难找出可疑之处。除非，留意到折末这段“春秋笔法”：“查黄梅马、步各军，大获全胜，前后斩馘以万计，为楚军罕见之奇捷，虽系都兴阿、李续宾调度得宜，亦由该将领奋勇图功。据都兴阿查明谋勇兼全、首先登垒、战功懋著各员弁，声请随折先行保奖前来：其鲍超一员，连日血战，率同亲兵累尸登垒，身腿受伤仍不少却，尤为忠勇罕匹。”（胡林翼《黄梅马步各军会剿黄腊山等处并黄州移营剿贼大获胜仗疏》，咸丰七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