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

总论 拓跋北魏战争模式的三次转型

自前秦解体，拓跋珪重新立国，到528年河阴之变北魏统治瓦解，其间历时近一个半世纪。这个过程中，拓跋北魏政权一直在经历向南扩张的过程，大趋势指向中国的再度统一。但在不同阶段，拓跋魏向南扩张的动因、速度并不完全相同，这又和拓跋北魏政权自身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即拓跋人的社会结构、北魏的政权结构在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南方扩张的动力、方式和速度也有区别。

这种社会、政权结构对军事扩张的影响，可以分为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影响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掠夺财富。北魏政权从早期到中期（拓跋珪到拓跋弘时代），为劫掠财富而发动对外战争的动机比较明显。二是政权支持战争的手段即战争动员方式。北魏占领中原之后，汉地的军事资源支持着北魏的持续向南扩张，而北魏政权中原化程度越高，可以利用的中原军事资源也越多。文化层面，在北魏政权早期，统治者尚保留着较多塞外游牧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将南朝看作“非我族类”的他者，对南朝的通使或者战争也多受好奇心驱使。而在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北魏统治者已经把自己看作中原文化的正统，将南朝看作势不两立的僭越者和挑战者，急于进行“大一统”的战争以实现天下归一。北魏解体之后，北齐、北周、隋仍在沿袭这一进程，直到隋的统一。

本书第一编已经谈及，草原游牧族“原生态”的骑射战术与草原早期部落联盟的松散政治形态有直接关系。其主要特征是：

政权形态，是部落联盟而非君主集权体制，传统习俗仍有较大影响，缺乏统一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兵员构成，“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农（牧）闲时节全民皆兵，参战目的多是为抢劫战利品。

单兵战术，以骑马射箭（骑射）为主，极少采用骑兵冲击作战。

集体战术，以游击、袭掠为主，极少采取正面作战。

这些特征在西汉时的匈奴帝国最为典型。但在中原骑兵探索出冲击战术之后，游牧族仅凭骑射已经无法与中原对抗。所以东汉至魏晋时期，塞外游牧族在与中原的合作与冲突中，开始学习汉地的集权政治模式，以便能够推行骑兵冲击战术（当然，战术转型并非游牧族政治走向集权化的唯一目的）。到西晋末，才由内迁的匈奴、羯胡彻底实现了这个转型，建立起汉化的君主集权政治体制，同时实现了骑兵的冲击战术转型。崛起较晚的拓跋鲜卑，则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政权结构和战术形态的转型。

和十六国多数政权类似，北魏也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但和以往建立十六国政权的匈奴、羯胡、慕容鲜卑、羌、氐等族类不同的是，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之初，尚保留着比较“原生态”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相对较弱，即所谓“中原化”（或称汉化、封建化）程度较低。在其统治中原的百余年时间里，才逐步实现了文化、政治结构的中原化，并对之后的北齐、北周直至隋唐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拓跋人的历史也是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典型个案。而且关于十六国诸政权的史料记载非常缺乏，《魏书》却保存了拓跋部和北魏王朝的较详细史料。所以通过拓跋政权的历程，可以总结从草原游牧族到中原王朝的战争转型规律。本编将拓跋魏战争形态划分为三个转型阶段：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从草原时期到占领中原之初：早期战术形态以骑兵为主，需要经历从骑射到冲击的战术转型；政权形式上从部落联盟的松散政治形态向君主集权的政治形态过渡。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一代人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对中原的长期占领中：兵种形态上,组建和使用步兵，总结大兵团持久战、攻坚战经验；政治形式上,强化基层政权的控制力，深化对汉地居民的统治，以便利用中原的财赋、人力等军事资源，进行中原传统形式的战争。从拓跋珪进占中原之后，到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之前，北魏军政体系都在进行这个转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太武帝拓跋焘和献文帝拓跋弘时期的战争。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与南方政权在淮河—汉水流域的长期作战中。这一时期北魏（或东、西魏至北周、北齐）政权形态的汉化已经比较彻底，所以政权结构已无较大调整。主要的转变发生在对南方战场形态、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上。在水网、丛林地区作战，兵种上要以步兵为主，同时探索在这种地域使用骑兵和舟楫水师的经验。地理因素方面，要适应涉渡、浮渡江河，架设浮桥，开掘或修筑堰坝等工作，直至组建大规模舰队，适应长江中的正面水战。从元宏迁都中原直到北魏灭亡，魏军都在进行这一阶段的适应和转型。北魏灭亡后，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政权依然在进行这一过程（当然，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军政模式不尽相同，但大趋势则类似），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下面对拓跋北魏的三次转型动因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