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刘裕对南燕和后秦的北伐（第6/9页）

八月初，当王镇恶军航行于渭水之上时，沈田子、傅弘之军抵达蓝田。此时沈林子部尚未赶到，秦帝姚泓带数万军队前往阻拦，但被沈田子部以少胜多，将秦军主力击溃，姚泓逃回长安。此时刘裕舰队也抵达潼关。秦前线的姚赞等守军放弃阵地，一路向西逃奔，希望在王镇恶舰队之前赶回长安。刘裕晋军主力紧追其后入关，潼关天险被完全突破。

八月二十三日（壬戌）清晨，王镇恶水师进抵长安郊外，士兵弃舟登岸，与数万秦兵列阵决战，秦军再度被击败。王镇恶乘胜占领长安。姚赞等秦军赶到后，见都城已经沦陷，纷纷瓦解溃散。数日后，逃亡在外的姚泓向晋军投降，后秦灭亡，晋军全部占领关中地区。

刘裕伐秦之战，是在不适合南方军队的地理环境和季节里，对后秦和北魏同时进行战斗，历时一年终于攻灭了后秦政权。按照刘裕的计划，此后晋军将对北魏展开进攻，重新统一中国。但因为主持后方政务的刘穆之病死，刘裕主力匆忙返回江南，关中被赫连勃勃攻占，不久刘裕去世，南方对北攻势遂陷于沉寂。但从战略运用角度看，此次战争仍可视为南军北伐作战的巅峰之作。

伐秦之战中，檀道济、沈林子、王镇恶诸将不顾事先部署，不等主力赶到就急于西进，堪称积极进攻的典范。这是经过近二十年战争洗礼形成的刘裕军人集团的典型风格，它是对东晋士族萎靡、怯懦政治风气的彻底逆转。刘裕从399年的天师道内战时从军，连续多年厮杀在战场第一线，“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37]。他不仅本人从不畏战，治军也以严厉著称，对贪生怕死者毫不留情。410年对卢循天师道军作战时，军官徐赤特违令出战失败，使得建康一度危急。刘裕亲率部队堵住缺口，临战“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在对天师道军追击过程中，双方舰队会战于雷池江面，面对敌优势舰队，“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踊腾争先”[38]。刘裕军征讨荆州的司马休之势力时，敌据江岸峭壁固守，刘裕舰队无法靠岸，刘裕命胡藩所部强行登陆：

……即日于马头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高祖呼（胡）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奋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39]

刘裕麾下的将领大都是在镇压天师道、攻灭桓玄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以其敢打敢拼、不计后果的凌厉作风，一洗百年士族政治的萎靡颓唐风气。东晋偏安江左近百年来，军权由士族门阀把持，这些士族大都怯懦，贪生怕死，且视军队为家族私产，拥兵自重，不愿在恢复中原上耗费实力，所以桓温、殷浩等人的一次次“北伐”都归于失败。而刘裕集团在短短二十年间，连续攻灭了孙恩卢循天师道军、桓玄朝廷、谯纵政权、南燕政权、后秦政权，在内部铲除了刘毅、司马休之等离心势力，其军事成就堪称三百年间南方政权的顶峰。刘裕死后诸将凋零，对北方的军事优势未能维持，但使南朝政治回归专制皇权，是其对历史的影响。

附录 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秋，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经过一年的战斗，晋军连克洛阳、长安，俘获后秦皇帝姚泓。关于此战过程，《资治通鉴》义熙十二年载：

（八月）丁巳，裕发建康。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入河……[40]

刘裕北伐的重要根据地彭城，向北方有两条水道：（一）向北溯泗水，经桓公渎入黄河；（二）向西北溯汴水，在石门入黄河。《资治通鉴》云沈林子、刘遵考部“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即认为是以舟师溯汴水入黄河。后世史家亦沿袭此观点，未提出异议。

但是，核以《宋书》《魏书》《晋书》诸相关传记所载，都未云沈林子、刘遵考部有水军。与《资治通鉴》此条最相近的记载，是《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仲德）传》：

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