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陈朝的江防作战与隋灭陈之战（第4/10页）

周军稍作收缩之后，仍力图保有湘江流域，继续渡江增兵。八月，周将贺若敦率六千步、骑兵渡江进入武陵郡（今湘西常德市），[23]击退了陈军吴明彻部，并向湘州方向进发。九月，周将独孤盛率江陵水军下江，试图从长江驶入湘江，与贺若敦所部汇合。陈将侯瑱等则据守湘江入长江口附近巴陵城（今湖南岳阳市）防堵周水军。独孤盛水军行至巴陵江面，驻扎在西江口外杨叶洲上。[24]十月，陈水军偷袭杨叶洲，“尽获其船舰，盛收兵登岸，筑城以保之”[25]。相持至十二月，独孤盛部粮尽，只好寻机逃回北岸。因为其舰船已大半被毁，史籍未载其是否获得来自北岸的水军援助，很可能是乘长江枯水期用小舟、木筏等简易设备渡江。

侯瑱诸军转而对付湘州的贺若敦周军。这支周军在江南水乡的境遇极度艰苦，因为江南水网密布，不适合骑兵驱驰，极大削弱了北方军队的机动性，却给惯用舟楫的南方军队提供了便利。《周书》贺若敦本传记载了其在江路断绝情况下孤军作战的情景：

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陈人济师，江路遂断。粮援既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资费。……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瑱等无如之何。

初，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兵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辄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以招瑱军，诈称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瑱者，犹谓敦之设诈，逆遣捍击，并不敢受。

相持岁余，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虑其或诈，拒而弗许……瑱等留船于江，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知非诈，徐理舟楫，勒众而还。在军病死者十五六……[26]

贺若敦部北归已是北周保定元年（561年）正月之事。至此，北齐、北周势力都被陈军逐出江南。自三峡以东，三方基本呈划江而治态势。

北齐、北周与南军在长江中游的战事表明：北方军队难以在江南水网地带迅速扩张，最终会因长江制水权丧失、补给断绝而陷入失败。所以，攻击江南政权必须借鉴当年西晋平吴经验，以主力军袭击其都城建康，以期迅速解决战事。

华皎之叛：周军的再度渡江与沌口一战

贺若敦渡江之战六年后，陈朝发生内战，周军又一次渡江作战：陈湘州刺史华皎本是陈宣帝陈蒨心腹。宣帝死后太子陈伯宗继位，但宣帝之弟陈琐掌控朝政，清除异己准备篡位。华皎遂于陈光大元年（567年）五月起兵反对陈琐，陈琐派淳于量率舟师进讨，同时命徐度从陆路进袭湘州。[27]华皎起兵前已经与北周和后梁取得联系，周军、梁军遂前往增援。北周荆州刺史、总管（周改都督称总管）权景宣及后梁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至湘江口与华皎水军会师。华皎和权景宣的兵力不详，后梁参战兵力为水军二万。[28]至于陈军参战部队，自江路而来的主力有先锋吴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29]，这尚不包含从陆路进发的偷袭部队。

以当时情况判断，华皎和周军应暂时不会有顺江而下直取建康的计划，因为江路过于遥远，且汉口以东的江北尽属北齐，齐军也不会允许周军独占江南。所以周军和华皎的目标应是巩固对湘江流域的占领，同时攻占郢城及江北地区，打通自襄阳循汉水入长江航道，再渐图进取长江下游。

九月，周、梁及华皎水军驶近夏口，另一支周军占据鲁山城，同时，周将元定率万余步骑兵渡过长江，准备攻取郢城。[30]

此时陈水军已经溯江而来，双方舰队会战于沌口。十年前，王琳水军曾在此大败陈霸先军，但这次战事却因权景宣指挥无能，引起周、梁及华皎联军大败，舰船大都被陈军击毁，华皎等向上游逃往江陵。元定孤军被隔绝在江南，“进退无路，斫竹开径”[31]，希望撤到巴陵渡江。但从陆路进袭的陈军已经占据湘州和巴陵，元定与陈军和谈，被陈军欺诈俘获，病死在南方。周军此番渡江作战又以失败告终。陈军水师还乘秋季涨水，以大舰开入汉江（沔水），攻克周的沔州治所，[32]俘获其刺史裴宽。[33]陈军由此再度控制汉水入江口，阻遏来自汉水上游的威胁。

陈的江防与进攻

华皎下江之战失利后，北周和后梁为了补充舰船损失及准备下一轮渡江，又在汉江中修造战舰。[34]周军还在三峡口南岸兴建安蜀城，作为向江南扩张的据点。为了保持对安蜀城的补给，周军在峡谷中搭建跨江索道：“于江上横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35]。这样周军只需控制长江两岸的陆地城垒，就能持续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