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荒废的八旗子弟（第3/4页）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子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睛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

近代外国人观察八旗军队，描述他们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提着烟枪、鸟笼，哼着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们的马雇人牵着，枪雇人扛着，做个样子罢了。就是当差的关丁、盐丁，也不自己干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顶包。不得不操练或者“干部选拔”考核的时候，旗人也雇枪手。“铁杆子庄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义混饭吃，于是考场上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罗锅、瘸子、聋子，都挤入军队。加上腐败，坐吃空饷，挥霍浪费。八旗军队成了养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们坐吃山空，还理直气壮，觉得被人养着就是理所应当的。“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少数旗人，也想抛弃铁饭碗，自立自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想学门手艺，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过，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担着货担撞到熟人，他们得说：“嗨，闲着没事，来玩玩！”“这不是买卖，就是个玩意儿。要不，您也来吆喝两声？”

供养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负担。各部八旗长官，最担心的不是军队战斗力，不是军纪，而是如何养活那么多张口。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拨款是一定的，只能出现亏空，整个部队、整个体制都拆东墙补西墙，不堪重负。每当发钱粮的时候，就是长官们最头疼的时候。钱粮发得迟了，或者成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门来闹，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尽了，我们就该拿份‘铁杆子庄稼’”，大叫“贪官无道，侵害良民”。官府还得好言相劝，不敢得罪。日子长了，赊账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贵贱的旗人都牵涉其中，一致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面，接下旗人们的烂账，拿公款补贴旗人的私债。

清政府在后期征收很重的税，相当一部分用来养活游手好闲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养八旗子弟，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是有条件的，就是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保卫朝廷。晚清内忧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来“还债”，保卫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视八旗军队的改良，引进先进武器，希望训练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装。退膛炮代替了旧式大炮，崭新的步枪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厂的马克沁机枪代替了长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拨给了八旗子弟。结果怎样呢？照样是形式主义，枪是领了，但被旗人锁在柜子里，看都没看；等到钦差大臣来阅操的时候，不得不杵着枪，站一会儿。建制是新的，训练是新的，办的差事也是新的，但旗人还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旗人连射击都不会，谈何抵抗？

一些长官也想有所作为。在革命前夜，他们多少感觉到了危险临近，不得不整顿军队，预作准备。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广州，驻防八旗编练了三个营新军，将近两千人。练了两年，广州将军搞实弹射击，下死命令，要求必须是旗人亲自射击。结果场面乱成一团，多数人雇人来装填弹药，只有少数人会开枪，至于能射中靶子的人，屈指可数。

不过，不知情的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对装备先进的旗人还是很忌惮的，在战术上很重视旗人武装。毕竟旗人占着要害重镇，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钢枪，都在那摆着呢！弄不好，要牺牲好多革命同志。结果，他们发现旗人压根不足为虑。多数旗人在枪响后，都乖乖待在家里，静候新政权来收编。少数旗人跑出家门，一哄而散。只有个别地区的旗人武装，担心反清排满风潮，害怕汉人也来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拿枪顽抗。革命军发现，对付顽抗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掩体藏好，听旗人噼里啪啦地放枪。等旗人子弹打完后，他们就会竖起白旗投降。旗人射击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言，只要不被流弹击中，革命军可以保证零伤亡。如果等不及听完“枪炮交响曲”，你只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一下，旗人也会投降。害得个别想抵抗的军官，无兵无将，无法“杀敌报国”。镇江的载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只好一个人孤单地上吊殉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