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荒废的八旗子弟（第2/4页）

清朝官制中特别有“缺”的内容，即对很多岗位有民族要求。比如六部尚书必须满汉各一人，侍郎满汉各两人，这自然对人少的旗人有利。很多岗位干脆就专供旗人，比如内务府系统。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铁饭碗。用他们的话说是“铁杆子庄稼”。稍微像样一点，就能混上知府、知县、主事什么的；即便一辈子当兵，退休前也能落个一官半职。

这套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很快就走了样。什么都不做，就有体制保障，能一辈子衣食无忧，那谁还去学习、去做事啊！八旗子弟迅速懒惰下来，悠游无事，进而养尊处优，每月等朝廷发一份钱粮来花销。反正大家都一样，干好干差，干与不干，人人都领一份“月钱”，结果谁都不去操练，也不去关心时事了。八旗战斗力迅速下降。入关的时候，八旗军队冲锋在先，战绩辉煌；二三十年后吴三桂造反，八旗军队就要拉绿营（汉族军队）共同行动了，八旗为主，绿营为辅；等洋人打进来的时候，八旗军已经打不动了，不得不以绿营为主，八旗为辅；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八旗军彻底不行，先是绿营为主，后来又让位于地方武装团练。湘军、淮军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之后，八旗军在军事上就彻底边缘化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旗军队的开销越来越大。比如各地驻防八旗最初核定编制都是几千人，超过五千人的极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驻防八旗都超过了万人。打仗不行，队伍却飞速膨胀。旗人拖家带口，把当兵、当差变为一份职业，一个生存的保障。朝廷规定，驻防官兵不准于当地置产，死后不准于当地设立坟茔。在现实中成了一纸空文，八旗子弟该安家的安家，该娶小妾的娶小妾。他们连操练都不当一回事了，还会在乎军纪吗？

不干事，旗人们都干吗去了？人家忙着呢！泡茶馆，养宠物，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扎风筝，汉人吃喝玩乐、休闲游戏的事情都学会了，还自创了许多娱乐形式——对中国民间文化来说，旗人立下大功。围绕驻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体系，有别于其他城区。

慢慢的，不少旗人还是变穷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铁饭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纳快速增长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补不了缺、当不了差，“闲散”下来。更主要的是旗人只会享受，不会理财。发的“月钱”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计划，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却经不住天天吃喝玩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旗人一旦养尊处优惯了，花销越来越大，又不事生产，自然入不敷出，开支窘迫了。不过，他们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铁杆子庄稼”就在，月钱还得发。旗人们仗着特权身份，到处赊账，竟然变成一项时尚。明明口袋里有钱，也要赊账；明明揭不开锅了，还是下馆子逛戏院，似乎唯此才能彰显身份。

满族出身、父亲在紫禁城当兵的老舍先生，写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生动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状态。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对“活宝”。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少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儿，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瓷食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大姐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做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