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节”（第3/4页）

围绕着“殉节”问题，清朝官吏还上演了不少滑稽戏。下面讲两个“另类”的殉节笑话，都发生在武汉，主角也都是汉人。

武昌首义后，湖广总督端澂早就钻狗洞，跑到军舰上随时准备开溜了；湖北布政使连甲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湖北省政府的第三把手、湖北按察使马吉樟闻变，却动起了“殉节”的念头。他不许家人收拾细软开溜，自己穿戴整齐朝服，捧着大印，来到按察使司衙门大堂坐定，下令打开衙门，就等着革命军上门，准备“慷慨就义”。开始还有衙门的幕僚、差役陪着马大人，很快就陆续开溜，只剩马吉樟一个光杆司令了；接着就有路过的老百姓，向衙门里探头探脑，好奇地看着呆坐在那的按察使大人，可能是把马吉樟当作唱戏的或者杂耍的了。偏偏就是革命军没来。按察使司是负责司法刑狱的，既不管军械，又没有钱粮，政府都没有了谁还在意前政府的法律呢？起义军压根就没把按察使司衙门当作目标。马吉樟等了小半天，硬是没等到“就义”的机会。倒是他的老婆、小妾们等不及了，拥到大堂上来，一看马吉樟傻愣愣的样子，哑然失笑。几个女流之辈七手八脚扒下马吉樟的朝服，扔掉大印，给他换上便装，然后带着早就收拾好的金银财宝，也开溜了。马吉樟拗不过妻妾们，最终没做成忠臣。说不定，马大人心底叫冤：“我本欲殉节，奈何妻妾不从也！”既然能轻易被妻妾们改变主意，说明马吉樟本就不想殉节。

不想殉节的人，借口多了去了。除了“妻妾不从”外，还有“家有八旬老母”，或者“忍辱负重，重振朝纲”等等。殉节成仁的理由只有一条，逃避的借口却有千万条。因此，变节者总比殉节者要多。

第二个“另类殉节”的人是原新编陆军第八镇步兵第十五协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武昌起义后，张景良附和革命，还出任了湖北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一次在军政府会议上，张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头撞击黎元洪。革命军把他逮捕。不过黎元洪看好张景良，出面证明张景良只是暂时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释出来。阳夏保卫战打响后，张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线杀敌立功，还愿意以全家人作为人质。革命党人面面相觑，最后勉强同意张景良出任前线总指挥。张景良到达前线后，故意拖延时间，不做任何作战部署。后来，军政府发现部队混乱，就越级下令，代替张景良下达指令。战斗打响后，革命军和清军激烈战斗。张景良这个前线总指挥弃军不管，还在相持的关键时刻突然放火焚烧军需物资，造成革命军弹药告罄，伤亡过大，节节败退。汉口保卫战的失利，张景良“功不可没”。事后，张景良在汉口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被革命军发现后抓起来，以“通敌”罪枪毙。

《清史稿·忠义传》记载：“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清史稿》能够挖掘出张景良这么好的“典型”来，着实不易。可是，张景良的行为也算不上是“殉节”，而是超越殉节，上演了一场“无间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节是官员阶层的特权，而且还要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布衣之身是没有殉节的荣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层的小官吏，即便是对王朝感情再深，殉节行为再慷慨再激昂再壮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级官员那样的哀荣。其实，普通人的为国赴难，表现出来的对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挚的、可贵的。所以，史官们在修前朝史书的时候，留意挖掘基层的殉节故事，借此证明王朝恩泽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基层人物极少有为清朝殉节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叫作胡国瑞的人：

胡国瑞，湖南攸县人，举人出身。清王朝对长期考不中进士的举人有一项“大挑”的制度，就是挑选那些能写官样文章、满口官话且长得就像是个当官的人当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胡国瑞就被挑中，分配到云南候补。之后几年，胡国瑞在云南当过几个穷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场竞争激烈，当官不仅要拼关系、拼人脉、拼金钱，还要拼智慧、拼说话、拼表现。那些没钱没背景，不会说话不会表现的人，就只好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徘徊，在穷乡僻壤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任、闲置、候补。胡国瑞不幸就属于这类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发时，胡国瑞已经被解职了，准备“修墓归里”，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当地讹传北京城破，胡国瑞就跳井自尽了。这么好的一个案例，《清史稿》自然不会放过。书中记载，胡国瑞还在背上写下遗书（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上去的），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胡国瑞自认“愚者”，的确没错。那些聪明的“达人”、“达官”们在清朝官越当越大、缺越补越肥，赚了金山银山，革命发生后又安然脱身，下半辈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阵营继续当官。反倒是胡国瑞这样的“老实人”，孤独地去为一个并没惠及自己多少恩泽的旧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国瑞孤零零地走在黄泉路上，会不会感慨：知府、道台、巡抚大人们怎么都没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