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节”（第2/4页）

最应该殉节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们，包括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他们受恩最重，得到的好处多，且守土有责。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像湖广总督端澂那样，还没见到起义军的影子，就带着家眷和细软开溜了；少数人则剪掉辫子，跳入革命阵营，咸与维新了。

地方大员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是西安将军文瑞。他是满人，在西安光复后固守旗城顽抗，城破后又组织满人巷战，战至八旗子弟死伤惨重。部下见败局已定，劝文瑞逃跑。文瑞说：“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唯有死耳！”文瑞口授遗书后从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杀。文瑞是清朝的世袭男爵，殉节是理所应当的。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反满排满情绪严重，一度流传“杀尽满人”的谣言，因此不少地方的满人虽然早已不习鞍马，为了身家性命依然拼命抵抗。文瑞的“殉节”可能也带有“自卫”的功利目的，“忠君报国”的色彩没有想象的那么浓。如果革命党人做好解释工作，礼遇满人，说不定文瑞也会选择和平缴枪——就像绝大多数满人军官做的那样。西安左翼副都统克蒙额、右翼副都统承燕也自杀殉节。

辛亥革命中，满人激烈顽抗的另一座城市是福州。八旗子弟和起义新军在城内外爆发激战。满人、闽浙总督松寿在清军失败后，吞金自杀殉节，谥“忠节”。福州将军朴寿兵败后被俘，企图逃跑被即行正法，也算是殉节，谥“忠肃”。此外，珍妃的堂兄志锐在革命前夕出任伊犁将军。别人劝他别去上任，志锐毅然决然地跑到新疆上任，积极武装满人和蒙古人，监视压迫新军官兵，结果激发矛盾，在新军起义中被杀，也算是殉节。

在富庶的江浙地区，只有镇江副都统爱新觉罗·载穆一个人殉节。载穆是皇族，在辈分上还是溥仪的叔叔，殉节本是应当的。其实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的时候，载穆就“殉节”了一次，只是被人及时救了回来，没死成。这一次，镇江城内外都热情响应革命，麾下的满人官兵都一心开溜或者投降，就剩载穆一个人还效忠皇帝，所以当载穆自杀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了。据说，载穆死前还对左右说：“吾上负朝廷，所欠止一死耳！”他可能是革命中唯一殉节的皇族成员。

署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的殉节，最热血激昂。当湖北革命旗帜飘扬的时候，恒龄选了一个早晨，穿戴好官服，端坐在堂上，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堪称壮烈。清朝追谥他“壮节”。他死后第三天，上司——荆州将军连魁与同事——右翼副都统松鹤就大开城门，投降革命党人了。同省的安陆知府桂荫顽抗了很长时间，最后起义军围攻知府衙门、劫走了他的印信，桂荫带着妻子富察氏逃入文庙，夫妇俩一同缢死在文庙大殿中。以上说的都是殉节的中高级满人官员。

第一个“殉节”的汉人地方大员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不过，陆钟琦不是自尽，而是被起义军乱枪打死的。其实，陆钟琦在太原起义爆发时刚刚到任一个月，一直徘徊在顽抗、响应起义和挂印逃跑三个选择之间。起义突然爆发了，陆钟琦、妻子唐氏、儿子陆光熙和多名仆人被杀，孙子也被刺伤。陆钟琦阖门遇难，立刻被清政府树立为“正面典型”，说他“满门忠烈”。陆钟琦获谥“文烈”，陆光熙获谥“文节”，唐氏也得到旌表。其实，陆钟琦的儿子陆光熙是留学日本的新派人物，赞成革命，是来山西劝说父亲起义的，结果被起义同志误杀，竟然被清政府拿来当典型用了。

江西巡抚冯汝骙是个“淡定哥”。革命爆发后，他不战、不降、不跑，待在南昌纹丝不动。一方面，冯汝骙知道无力阻挡革命，不愿意与革命为敌；另一方面，他又念及朝廷的“恩遇”，不愿意响应革命，干脆以不变应万变。江西独立后，各派势力不仅没有动冯汝骙，还要推举他为都督。天上掉馅儿饼，冯汝骙却不能“淡定”了，溜出南昌向北方逃去。逃到九江，冯汝骙被起义军扣留，软禁在客栈。其实未必有生命之虞，冯汝骙却杞人忧天，服毒自杀了。江西独立时，他不在南昌殉节；起义军要推举他为都督，他却自尽在逃跑的途中，实在算不上是为清朝尽忠。清廷诏谥“忠愍”。

虽然殉节的汉人官员没有满人官员那么多，但在革命期间，抵抗革命军最有力的恰恰是汉人将领。比如，辛亥革命只在两个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一处是武汉，一处是南京。在两地指挥清军顽抗的恰恰是两个姓张的汉人将领，武汉是张彪，南京是张勋。两人都出身贫寒，有着悲惨的童年和少年，青年从军，扛枪吃粮，不想在清末的乱世中平步青云，做到了封疆大吏。社会地位的巨大跃升，反而让这两个汉人穷人家的孩子对清王朝感恩戴德，卖力地组织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门的官僚们，没有切身体会，对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该跑的跑，该降的降。在革命气氛浓厚的广东，就有这么个例子。潮州总兵赵国贤是河南项城的汉人，小时候靠为别人佣耕为生，当兵吃粮后步步升至总兵。民军围攻潮州时，赵国贤率兵顽抗，失败后面向北方磕头说：“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载，于兹力尽声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后上吊殉节，谥号“忠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