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四重奏（第2/6页）

中国人不把生命看做孤立的个体，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长链，个体生命上承列祖列宗，下接子子孙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所以愚公从不感到生命渺小短促。“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往前看，我们是由祖先传递下来的；往后看，我们的精神传递给了子孙。这样我们的有限生命就变成了无限中的一个环节，只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完成了生命长链中一个环节的作用。而子子孙孙则要“慎终追远”，“追远”，就是感念生命长链上端的先人。清明节正是“春生”的生命季节，所以要举行仪式感念赐予生命的先人（和已故亲人）。不仅是血脉相传，而且是精神相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它总是把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祈求，引导到对此岸世界的经营。把对“天国”、“冥界”的期待，引向现实人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营造自己身边和现实社会的人伦和谐。

物质生命有限而无法久存，精神生命却无限而可以久传。死后传留物质不如传留精神。前者易腐，后者恒久。生命之火如何延续？我们的祖先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什么样人生的精神能够流芳千古永垂不朽？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汗青”就是史书，青史留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古代没有发达的新闻舆论载体和传播手段，史书成为社会公论的载体和传播媒体。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官成为社会公论的主持人、公义的维护者。《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杼设计杀死齐庄公，自封为相国，他怕史官记下自己的弑君罪名，特地要史官写下庄公是病死的。而太史伯却秉笔直书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伯，按当时史官由家族世袭的惯例，招其二弟太史仲来写。面对死亡的威胁，太史仲仍然秉笔直书。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死太史仲，招他俩的三弟太史叔来写。太史叔视死如归，平静地说道，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与其失职，不如就义。崔杼再次怒杀之，令其四弟太史季来写。太史季很快写好，崔杼拿起一看，依旧是他弑君之罪。他的暴力权威压服不了史官的正义。“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书，连国君、大臣也害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显现了以《春秋》为传统的史书，能起到激浊扬清、弘扬道统的作用。可惜其戒惧作用还不够大，至今都有人因贪小利而失大节，贪眼前而误千秋，留下历史秽名；更有甚者，想掩人耳目而变本加厉罪上加罪，终成历史罪人。清明节可以强化这样的生命意识：“留取丹心照汗青”，能够青史留芳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为此，我们祖先每朝每代都修史，创造了堪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史系列，记录人的懿行嘉言，留名传后，发扬优秀精神传统，成为“三不朽”最好的载体。这种“三不朽”的意念激励人提升生命价值，延伸精神生命。

清明节缅怀的范围，现已拓展到缅怀革命先烈，还可以再扩及先贤英杰，包括民族英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是先人中的佼佼者，彰显了生命的崇高价值，是“三不朽”的实例。爱祖国从爱家乡开始，乡先贤是家乡的历史和山川风物的灵魂，祖国的大小城乡遍布英杰的足迹。笔者家在福州的三坊七巷，老屋周围数百米内，不仅有民族英雄林则徐，革命烈士林觉民，而且有近现代先贤严复、冰心。清明时节可以组织青少年到英杰陵园、墓地、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遗迹瞻仰，举行入队、入团、成年礼等仪式。这些都是非常生动具体的人生观教育和中华文化精神熏陶，许多人的立志就是从崇仰乡先贤开始的，崇仰先贤提升了人们的生命品格。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古人把它置于“三不朽”的首位，就从这方面说也是有道理的。通过清明节的缅怀，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

家风清明——注重人伦的文化

重视人伦情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著名文化学家柳诒徵在1924年说过：“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立国”云云姑不具论，笔者这里只取他道出了中国的特点：特重人伦。曾经流传这样的幽默故事：以大象为论题令各国人作文，德国人写“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大象的情爱”，华人则写“大象的伦常”。一幢各族杂居的大楼失火了，某族人忙于背出钱袋，法国人立即抢救情人，华人则奋不顾身地背出老父母。这种谈资是否准确姑不具论，同样笔者这里只取它道出了华人的特点：特重人伦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