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健锐营走出来的八旗后人 吴淑华口述（第3/5页）

3.我自己

吴：我家是地主，家里有一顷多地，在香山里头，还有三四处房子在城里边。解放后地就收了。解放前我老头在救济总署工作，比如说每月挣100块钱吧，一解放，工资降到40(元)。这么几口人就指着工资花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那时我们住在地安门东吉祥胡同11号，章伯钧住12号，正挨着我们家，他太太是北京妇女联谊会的副会长。注169有一年“三八”节，她让街道组织这几个胡同的妇女游了一趟行，由胡同里头走到地安门转一圈儿就回来了，那时候我就三十来岁嘛，游行完了以后她就把认字的六七个人留下谈话，剩下那五六十人都是不认字的家庭妇女，就都散了。我算认字的呀，她问我能出来工作吗？我说不能，我家里还有孩子，她说这样吧，这几个不认字的组成一个服务站，就是做衣裳，缝缝补补的那服务站，她说你呢就参加服务站工作，她问我会裁衣服不会，我说我不会，我哪儿会裁这西服衬衫什么的？我只会做简单的裤子。她就把一个南方浙江那边儿的人找过来，这人姓黄，她是有文化的，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说让她成立一个服务站，找我给干活儿，我不会蹬机器、裁衣裳，就给她登记，领线哪，算工资呀，就干点这个。就在对门儿，也不耽误我弄饭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工资，也不算参加工作，我为的是慢慢儿找工作，这不是妇女联谊会么，要不我上哪儿找工作去？我认得谁呀？

后来说净干活也不成，还得学习，就去西四兵马司那个妇女联谊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刘清扬给讲，她是妇女联谊会会长。李建生是副的，办公室主任。管行政的是杨钟健的太太是秘书长。注170我一个礼拜去一趟。

我婆婆不是地主么，她看我老出去，给共产党在一块，她害怕，就不满意，又没别的办法，就不给我看这个女儿小停，我又不能把小停锁到屋里，后来我出去，只要她(小停)一追我，我就把她痛揍一顿，因为我到西四一去就学习半天，如果不揍她，她走丢了怎么办，她奶奶又不管，结果她让我打得，得了个尿裤子习惯，我一换衣服，她以为我又要打她，她就尿裤子。

这样有一年多吧。杨钟健的太太说科学院有个全国科协是科联和科普两个单位，在文律街那儿。科联是学会，做学术报告什么的，科普出书，到处讲演，后来合了。我去的是科联。杨先生把我介绍到地质学会，算这个学会的干部，也兼管古生物学会的事儿。管开会发信、发通知，刻蜡版，这些事原先都是由教授们兼管着，我去了就上半天班，没什么太多事。学会在东河沿儿，我家住地安门，下午我就还干服务站的活儿去，在一边待半天儿，蜡版我也会刻了。后来数学会的干部岁数大了，不想干了，我就调到数学会去了，也是发信分信、登记什么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家那时房子多，有三十几间，让我婆婆给卖了，她后来就买了一套11间的，住在一起，我俩单过。我婆婆自己有房租，一个月300块钱，公公已去世，她一人花，挺好的。1952年我到地质学会时挣180斤小米儿，后来就挣工资了，工作不错，钱也愿意怎么花怎么花，愿意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我老头原在粮食局，后来不是出身不好么，调到石景山新村粮店，他是财经商业学院毕业的，原来当会计。他是1981年死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科协干部就都到河南确山干校去了，我自己没带孩子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河南农业部干校，小儿子在东北兵团，二女儿在新疆当知青，剩一个老头子在石景山，家里没人都走空了。在干校他们说我是地主的儿媳妇，批斗，我给家里写信，就不说我挨斗，要不他们心里不踏实呀。我确实是地主的儿媳妇，可我就是干活吃饭，也没剥削也没雇过工，什么我也没干过呀，后来斗着斗着什么也没找着，也就算了。我就管给干校同志们带来的孩子们买个本儿呀，组织他们跳个绳什么的，后来又上食堂。待了二年多，干校就都解散了，都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来，说是哪儿送走的还回哪儿去，我就回了数学会。我们数学会有三个干部，那两人都回来了，我在数学学报是编务，科协让我回数学所领工资，可数学所已经让人把我顶了。我就到微生物所的托儿所，有三十多个孩子，我管做饭，给孩子买东西，所长有病老不上班，我就替所长开开会。数学所有一个主编，他的编辑部和微生物所的托儿所挨着，他在那儿讲课就看得见托儿所，有一天下大雨，别的孩子都接走了，就一个男孩没接走，我就让别人都走了，我留下来看着，等着他爸爸来接，正好这个主编从这儿过，问我你怎么还不下班呢?他说：“像你这样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的人还不多，我这编辑部的稿子正没人管呢，我得上院里说说。”我就这样又调回了编辑部，这是(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