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萧成(化名)口述（第5/6页）

当年的“四大美女”，从左到右：黄甘英、张洁珣、黎频、萧成(萧成提供)

[定问滨：她们俩(张洁珣、张洁清)好像跟你们家关系特别近？

滨：张洁珣跟黎频一直走得近，张洁清不是特别近。叶群那时候叫叶宜静，跟黎频同桌，走的时候我母亲还给她一块还是两块袁大头呢。那儿(指师大附中)净出人物，人物多啦。都是什么大区的书记，组织部长什么的，“文化大革命”先后都“嗝儿屁了”(北京俗话“死了”之意)。你看邓立群好像就是他们“一二·九”的头儿。

他们去了根据地然后回来是做地下工作，少奶奶的打扮，坐着洋车，金鱼胡同注269那个宅门就等于是一个交通站嘛，我六姐(指萧成)就跟她们走的，因为她没有出路啊，找一个婆婆家嫁出去，顶多这个。]

我那时候不是长头发嘛，就梳成个纂儿，跟妇女似的，这边留一绺头发，挎上包，穿上裤褂。她们俩会说冀南话，我不会，让我当哑巴。到了冀南，冀南那阵儿很残酷的，他们就说让我到路西去，到太行去找我大姐，就过了路。

定：路指的是什么？

萧：铁路。

定：您就是去找您大姐去了是吧？

萧：没有。走的时候不是要找她去，那时候我稀里糊涂，只要离开家就好。路西和路东比较起来平稳一些，到路西以后我大姐就整了整我。

南：干吗整你啊？

萧：就说由那个家庭出来的，得锻炼，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去。也不懂话，什么也不会，也出了些洋相。

定：您没有像他们那样搞文艺是吧？

萧：没有。到根据地以后是想让我搞文艺。你想一口北京话，而且我特别爱唱，唱得还可以。我说我不干这个。我就一直当兵啊，我什么苦都能吃。你像我们到那儿去，晚上行军，叫昼伏夜出，那地方很苦的。

定：您到路西以后回过北京吗？

萧：我是1943年去的，1944年就把我派回来了。回来一看，个儿也长了，原来我个儿不高，出去穿的裤子都短这些了，得解放了嘛。

定：讲讲您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事。

萧：主要是搞情报，找些个材料。就住在家里，就利用家庭这关系、社会关系，各方面的关系。天安门那边的小楼，殷汝耕注270在那儿，那时候是日伪时期的建设总署，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杨娴馨(萧成家的一个熟人)就在那儿工作，把我带进去。

定：您父亲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吗？

萧：知道。我告诉你，这政客呀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把毛主席的《中国的命运》什么的都给他看，看过以后他说这说得有道理，看来这蒋介石没有发展。所以他也帮着我找些材料，帮着我找报纸。

我跑北京跑了两三趟吧，第四趟的时候火车坐不上，进不来了，就从太行走路到晋察冀，把腿走坏了。我们一共7个人，一块儿从太行到晋察冀，那6个都是男的，我一个女的，男的都是年轻人，都是20多岁，说我不行，肯定是谁的累赘，我个性特别要强，我怕人家说，所以一过河，绑着绑腿就跳到河里。走了两个月吧，基本上在河里头走，山里头就是一个一个小河沟啊，那阵儿都有水，现在都干了。最后是急性关节炎，连坐都坐不住了，这个腿差点没锯下，现在还有点瘸呢。有一次我的背包掉到河里去了，晚上睡觉没办法，跟着男同志一块儿睡(笑)，就盖一个被子，那阵儿无所谓。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

最后一次回(北京)来，我就被捕了。那是1945年，我23岁，还没结婚呢。由青龙桥抓的，我说跟家里通个电话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我说我病了，回家来看病，哪儿哪儿把我给扣下了。她也念过书啊，这么一说她就明白了，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接你去吧。我母亲就来了，到青龙桥一下火车，我趴到她耳朵边上，说您赶紧上厕所，他们都是大兵，不能跟着进去啊。(在厕所)我跟她说，我说我就是学生，是日本来了以后我受不了这个气，我要抗日救国，所以跑的。我就说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敢说我大姐。

定：您是怎么被发现的？

萧：是打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他正好也坐那趟火车回来汇报工作，(在火车上)看见我了。我就没编瞎话，我说我抗日走的，现在日本投降了我得回家了，我还有病，还拿着药。的确是这样，我腿还瘸着呢。而且那时候我确实是特别瘦特别弱，脸色特不好。他们到家里去调查，那阵儿家里还有汽车还有相片什么的。一看见我父亲的大相片，穿着袁世凯时候的那套服装，中将，“咔嚓”就给打敬礼。回来这么着呢，他们也没查出我什么来。我在青龙桥蹲了4天，在南口待了一天，又审了一次，有我母亲跟着嘛，都跟在青龙桥时候说的一样，就把我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