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第3/15页）

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牢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而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只记得尊严。无论是政客还是奉异教的信徒，无论是长老会派还是独立派，都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长老会派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传统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不善于用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斥对手的论据。只有独立派说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这个原则支持着他们的全部行动，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诚实的人不致被虚伪欺骗。他们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没有矛盾，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也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他们将信仰自由作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又广泛而尚未确定，这就吸引了目的各异的人投入他们麾下。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教士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者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巨大权利和利润。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无论是共和派或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胸怀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只要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能抱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战场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厅取得了胜利，却无法平息这些内部斗争，这在伦敦和牛津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国王身边的人劝他利用这些分歧，不断有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消息和建议。有人说应该把仗打下去，因为冲突的各派必定只顾私斗，不管公敌；也有人劝国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尝试和埃塞克斯等人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试探一下独立派领袖们的态度，因为有利于同他们谈和时取得较好的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联系起来，却不知道哈里·文其实是议会派来的卧底。事实上，那些背离议会的贵族，在牛津并不受欢迎。查理虽然同意接见他们，却一副冷冰冰的态度。霍兰伯爵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没有效果；他用尽手段想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战中，他曾自告奋勇，亲临前线，以他的血作为重新效忠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沉默的国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来牛津躲避的贵族，看到宫廷执意不要他们效劳，一直在考虑怎样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向国王建议继续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围攻格罗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有公然结党营私的。大家因为这次致命的失败而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性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除了国王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贵族们也口出怨言，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粗鄙行为。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荣誉，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为了维持王族体面，不惜牺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们。只有海德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国王的错误，但他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人，并无职务以外的名望和权利，有时还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大臣们的阴谋。总的说来，牛津与伦敦同样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伦敦的不和正推动事态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使事态陷入瘫痪。如今，查理在内心深处厌倦了自己那班人马，如同当初他厌倦自己的人民一样。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于是派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驻扎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分派三分之一给苏格兰人，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各郡重新交还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纽卡斯尔，威尔士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无论国王的条件是否出于真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安特里姆伯爵不久前在爱尔兰被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拘捕，从他身上搜出几项证据指向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他们准备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同时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敌人的兵力，以帮助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在围攻格罗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身边，而安特里姆刚从牛津来此。国王和他上次前往苏格兰一样，一边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一边进行最黑暗的阴谋反对他的人民。在苏格兰首都的议会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订好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