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第12/15页）

国王信中的内容，不过是为里奇曼公爵和南安普顿伯爵索取一张通行护照，以便他们两人几天后送来他的详细答复。护照立刻照发，12月14日，两个贵族一到，便与当权的人见了面。其实，他们也没有带来什么明确答复，只是来与议会商议，由双方派人谈判和约。他们说完这番话，还继续逗留在伦敦。于是就有谣言说，成批可疑的人陆续来到，两院的几个议员多次与两个贵族见面，市政公会（独立派的势力占优势）显得极度不安。议会于是请两个贵族离开，可他们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动。伦敦日益不安，人民的愤恨与日俱增，大有在党派的阴谋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发之势。12月24日，在主和的人力劝之下，他们终于回牛津去了。当时商量好，在他们走后三个星期，两王国的议会派二十二人，国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里奇定期商谈和约。

当长老会派一心谈和的时候，独立派却在备战。12月9日，下议院考虑到国家所受的痛苦，打算商量补救的办法，但没人站起来说话。长久的沉默之后，克伦威尔对议会说道：“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不要开口。我们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地打仗，一旦战事拖延，国人必定憎恶我们，憎恶议会。现在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呀？他们说，两院议员获得利益，手握兵权，就可以使自己永居高位执掌大权，怎么还会想赶快结束战争呢？战争一结束，他们的权利也就结束了。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指责什么人，我知道现在手握兵权的议员们的高尚品质。我只是觉得，倘若不能给军队带来新的方法，不更加努力地作战，人民将不能再忍受战事的痛苦，就会逼你们订立不体面的和约。我希望大家都有真正英格兰人的心肠与热情，为我们祖国的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而不要害怕牺牲自己的利益。”

有一个不知名的信教狂徒朱什·塔特提出一个重要议案，说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结束这种混乱，那就是我们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现在提议，凡是两院的议员，无论是谁，在战争期间，一概不得担任文官或者武将，请大家照此规定办事。”

这个提议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早在1643年12月12日，就曾有人在上院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不过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1644年11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大概是因为人民不满，要安慰他们，所以派人调查议员们占据各类职务的数目和价值。也许是碍于颜面，长老会派犹豫不决，不敢反对，因此塔特的议案很快就通过了。两天后，又作为一宗单独的议案提出，一个星期内辩论过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们都很清楚，这个议案的用意在于从温和的政客、长老会派及革命第一批领袖们手中，夺走行政大权，只许他们关在威斯敏斯特的大会场里议事。议案还企图在议会外成立一支独立军队，不受议会节制。每次开会都会重新辩论，越闹越激烈，许多独立派的朋友们现在也反对这个办法。

议员们公然指斥他们的对头暗藏野心，说道：“你们说什么自我克制，这其实不过是忌妒与营私的胜利。”但是人民不会相信这样的预期，长老会派已经江河日下，声誉扫地。虽然独立派在议会里头还远算不上大多数，他们的提案却很顺利地通过了。12月21日，议决通过这一案，就送与上议院。

长老会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议院，而贵族们的迫切利益就在于否决这个议案，因为这条法令一实行，他们最后的权利也失去了。但是就舆论而言，这一点却正是他们丧失信用以及他们弱点的来源。为了减轻这个议案的效力，免得人们疑心，为了阻止保王党的阴谋发作，也为了使长老会派的激情得到满意，贵族院决定审理很久以前束之高阁的四件弹劾案。第一件是麦圭尔勋爵被诉案，爱尔兰的叛乱牵连了他；第二件起诉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为他们想将赫尔献给国王；第三件起诉案是亚历山大·卡鲁爵士，因为他将圣尼古拉斯岛献给国王；第四件起诉案就是劳德案。麦圭尔、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鲁三案都是最近犯的罪，已经过法律证实；只有劳德一案，他在狱中已经四年，年老体弱，只能追究他协助施行虐政的责任，而那个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终。劳德的案情和斯特拉福德案类似，无法证实他大逆不道。若要援用公权丧失法来定他的罪，就像判斯特拉福德一样，需要国王的许可。不过，人们的仇恨难以平息，特别是当初曾被他割去耳朵的普林，正迫不及待地要羞辱与歼灭他的仇人。在经过长期审讯之后，就由仅仅七名贵族投票通过的简单法令（即使按照议会霸道的传统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合法的），宣布了他的罪状。他死的时候，表现出奉教虔诚的勇气，十分藐视他的仇人，也为国王的未来表示担忧。审讯其余三案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六个星期里，托尔希尔五次竖起死刑架[　1644年12月23日，亚历山大·卡鲁爵士被处死；1645年1月1日，小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2日，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10日，劳德被处死；2月20日，麦圭尔被处死。